2022年1月24日星期一

锦州


话说公元前663年,齐桓公应燕国的要求,出兵攻打入侵燕国的山戎(匈奴的一支),相国管仲和大夫隰朋随同前往。齐军从春天出征,凯旋时已是冬天,草木都变了样。大军在山谷里转来转去竟然迷了路。多批探子被派去探路,就是找不到出口离开山谷。时间一久,军队的给养出现困难,情况非常危急,大军有可能困死在山谷里。

管仲思索良久,突然有了一个想法:离家很远的狗狗也能认路回家,那么军中的马尤其是老马也应该会有认识路途的本领。於是他向齐桓公建议,让老马在前方领路带领大军出谷,齐桓公亦同意无妨一试。管仲立即挑出几匹老马,解开缰绳,让那些马老爷在大军前面自由行走。老马即毫不犹豫朝着一个方向行进。大军紧随着牠们往东往西左转右转,终於走出山谷,找到了回齐国的大路。而一千三百多年前的燕国这所在地,就是今日的锦州。



锦州地处中国东北地区,辽宁西南部,沿海线124千米(124 km),为连接华北和东北两大区域的交通枢纽。距离锦州市约35公里,离岸1.8公里的海中有座小岛,岛呈梭形,南北斜长1200米,东西最宽处220米,面积13万平方米。最高点海拔78.3米,全山3峰列峙,状如笔架,故称笔架山。

从北岸到笔架山有一条随着潮涨潮落忽隐忽现,缓延如蛟龙浮现海中的天然卵石通道,俗称“ 天路”。每当潮水落尽,直通笔架山的天路便完全显露出来,游人可以沿此段沙石路登岛上山。



当时看见突出海面的“天路” 有人正在行走,问地陪小杨:“咱们可以在天路上快快跑过去笔架山么?”

小杨掩住胸口一直摇头作惊吓状喊道:“ 不行不行,你们得坐船过去!” 

待得众人上了船驶离岸边不远,只见海水从两边向“天路”夹击而来,一条沙石路突然不见了好几段,年轻男女挽着鞋子手拉手继续涉水往岛上走去。在海浪冲击下的“ 天路” 渐渐变窄,直至完全隐去。




秋天到,锦州本地水果已经陆续上市,只见市内好几条街道一排排店铺全都是卖水果的,觉得锦州人真幸福,可以吃到那——么多种类的本地水果。锦州属於温带季风性气候,春季比较温暖多风,夏季比较炎热,日照充足,土壤肥沃,适合种植的水果有苹果、大枣、安果梨、葡萄、西瓜、油桃、李子、山楂、杏、草莓、树莓、蓝莓、火龙果、番石榴、猕猴桃、和鸭梨,还有锦丰梨、南果梨等等等等。





据锦州市果树工作总站专家介绍,锦州地区全年现有果树面积约64.94万亩,全市水果产量约80.35万吨。主要栽培的三大果树为葡萄、梨和苹果,栽种面积占全市果树栽培总面积的87.3%, 产量占全市水果总产量的90.8%。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 国共内战立即重燃战火,东北成为争夺的焦点。锦州是山海关前一个重要据点,如果拿下锦州,接下来人民解放军就能顺利进军华北平原。 

毛泽东在他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中强调:“ 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他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系统地创立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成功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群众保持紧密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

在锦州战役中,老毛用了“ 关门打狗” 的策略,先打锦州,封闭东北国民党部队逃出关外的道路,切断东北与华北联系,才能将国民党军一举歼灭。 锦州的解放给当时的东北人民极大的鼓舞。





据美国学者Suzanne Pepper 的著作《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中强调,中国如此之大,社会如此复杂,中国的内战最终结局是政治斗争的结果,即国共两党对城市和乡村的经济政策,对社会各阶层的政策综合作用的结果,作者所关注的重点在於双方政策的实施,以及这些政策对一般民众的影响。

战争结束,国名党作为胜利者接收了一笔巨大的政治财富,却成为贪官污吏的“ 劫收”。国民党其中一名负责接收要员向蒋介石进言:“ 像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国土,但将失人心”。

极尽腐败的国民党,瞬息让民心向背。当时盛行的民谣是: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当时即有舆论称这种“ 光复”为“ 胜利的灾难”。既无党内民主更无党外力量的制约,突然面对巨大财富,国民党无可避免更加腐败,民心尽失的国民党,在随后的“ 大决战”中注定“ 在劫难逃”。 

经过抗战,知识界争取民主、自由、宪政的要求更加强烈,更不能容忍国民党在“ 接收”中严重的贪腐现象。

《观察》杂志主编储安平在多篇文章中反复强调:“ 在国民党的心目中,今日他们的最大敌人是共产党。可是他们没有反省,造就了共产党膨大势力的主要原因,就是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假如二十年的统治不是如此腐败无能,何致使许多人觉得前途无望,心中彷徨,转而把希望寄於共产党?”。

偏偏这个世界是没有“ 如果(假如)” 的,任何事件的发生就只有前因和后果,因果定律是不变的法则。

毛泽东讲过一个“ 苹果里面出精神” 的故事:“ 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很多苹果,我们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看了那消息很感动。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我们的纪律就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这是我们党的领导和教育的结果”。

从此,锦州这座城市和“苹果 ” 深深地凝结在一起,“苹果精神”也成了廉洁的代名词。



2022年1月12日星期三

沈阳清真南寺,教堂,传教士和鸦片战争 (2)

 

西方教会出版的书籍中关於传教士对殖民侵略的作用直言不讳:“ 在殖民地修建教堂,驻扎传教士,就像在殖民地修建兵营,驻扎侵略军一样必要。与其设立九个军事据点,不如设立九所教堂更为有效。” 

可谓一个传教士抵得上一营军队。

美国传教士斯贝杰在他的《十字架征服中国》一书中承认,传教士受命把其所在地的一切情况向领事汇报。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在给国务院的的报告中说:“ 这些传教士先锋所搜集有关中国的民族、语言、地理、历史、商业,以及一般文化的汇报,送回国内,对於美国的贡献是很大的。”

鸦片战争时期,当时在中国那些知名传教士如Charles Gutzlaff,Robbert Morrison,Elijah Coleman Bridgman和 Parker等,皆在宗教的外衣掩护下,从事刺探搜集情报当间谍。

The Rev. John Liggins 於其《外国传教事业的伟大价值和成就》(1888)书里所说,传教士往往向政府及其官吏提供情报,这类情报从别的方面是不容易获得的。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几年,传教士和外国商人一起鼓吹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煽动使用武力扣开中国大门。当时在华商人的传教士有一个信条,要使中国人接受基督,唯一的办法就是战争,必要使鸦片战争成为将耶稣介绍到中国的一种手段。1834年12月9日,在广州的全体英国人,包括传教士在内,写了一份书呈英国国王,要求英政府增派兵舰和军队到中国为后盾,再派使臣上北京逼清政府签订条约,除广州外,开放厦门、宁波、舟山为商埠,还加上一系列特权。


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在他主编的《中国从报》中写道:“ 如果各国不能说服中国,那就强迫它走上一条与各国的权利和义务更为一致的路线上。-----当为了取得公正,提供保护和维护一个国家的国格而有必要使用武力时,这样一种手段永远不会受到谴责。------根据中国目前的态度,如不使用武力,就没有一个政府可与之保持体面交往。-------可以断言,英兵只要一个团就可以击退他们几个省的军队。------假如我们希望同中国缔结一项条约,就必须在刺刀下命令它这样做,用大炮的口来增强辨论。” 《中国从报》就是传教士和鸦片商贩的喉舌,通过制造舆论,鼓吹战争,提供情报,影响英国对华政策,1840年2、3月,英国决定对华发动战争。

林则徐认为传教士Charles Gutzlaff 是个危险人物,而John Robert Morrison (小马礼逊=马儒翰)更坏。英军打进长江时,英军司令 Henry Pottinger 在镇江遇到强力抵抗,心里胆怯,打算后撤,同在军舰上的马儒逊力劝继续进攻打到南京,结果清廷被迫投降。

战争期间,传教士Gutzlaff 穿上军装,在中国到各地去强征粮草军需,遇到反抗,即指使英军对当地老百姓实行残酷屠杀。Gutzlaff 带路英军进攻上海、镇江,冲进城后一路沿街烧屋掳掠屠杀,1840年带路党间碟Gutzlaff 担任定海县长,1841年当宁波县长,1842年任镇江行政长官。

传教士极力赞成鸦片战争,美国传教士Nevius 说:“ 不管对不对,这战争已经在上帝的默许下,被利用来开辟我们对中国关系的新纪元。” 美国传教士Parker 即刻返美向总统,国务院和国会竭力鼓吹美国应趁此时机参与对华作战,同时派专使去中国签定不平等条约。不久,美国派了加尼海军司令率两艘战舰到中国给英军助威,Bridgman 担任加尼司令的翻译和助手。


鸦片战争期间,英兵打到上海时,天主教南京主教法国人Louis de Best 多次扮成中国人夜间乘舢板到皇后号军舰会见英军司令Henry Pottinger,报告南京教区及中国的军事政治情报。美国传教士David Abeel 和 William Jones Boone 及其他两名传教士参与英军在厦门的侵略活动。英国传教士、医生William Lockhart 跟随第一批英军到定海,传教士Milne的儿子William Milne Jr, 随后也到定海。  英国传教士Walter Henry Medhurst 被派到舟山,在英军司令部当翻译。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但是殖民主义者对所获得的并不满足,他们要自由在中国任何地方,想干啥就干啥,为了达到目的,就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6年10月,中国官员因为捉拿海盗,在一艘叫“亚罗号”的船上捉了12个中国人水手,英政府硬说那船曾在香港登记,所以是英国船,而当时登记期已过。那时Henry John Temple Palmerston 当英国首相,早就打算对中国进行一次新的战争。

马克思对Palmerston 政府评论说:“ 战争已变成Palmerston 独裁的生命攸关的条件,他站在教士和鸦片走私商中间,跟圣洁的主教和邪恶的鸦片走私商在一起的,还有大茶商。他们大部分都直接或间接从事鸦片贸易,因此热衷於取消与中国签定的现行条约。”

英国以“亚罗号” 船事件为藉口,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法国也以“ 西林教案” 中传教士马赖被处死为藉口,参与第二次鸦片战争,然后美国俄国也跟着加入。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在中国活动多年的传教士成为侵略军最好的参谋,提供清政府内部的情报、军队设防情况的情报,对清政府的态度和实力了如指掌。1858年,英法联军攻陷大沽口炮台,清政府被迫同英法美俄签订了《天津条约》。 


通过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传教士在中国全境自由出入任所欲为,他们迫不及待要利用权力去扩展基督教的范围和势力。 一个身处中国的传教士给自己国家写信说:“中国几乎对传教士、商人和学者开放了,这个国家事实上已经落入我们手中,如果不去占领这块土地,没有在18个省的每一个中心取得永久立足之地,那是不可原谅的。” 

大沽失陷,美国传教士William Alexander 给美国的信中写道:“ 我认为这四国的兵舰和公使汇集在天津,是我们对中国进行传教工作的一部分。” 

的确可耻!

1860年,英法联军再度向北京进攻,在北京的俄国东正教传教士给联军提供北京地图。英法联军从大沽经通州直抵北京,9月9日把著名的圆明园抢劫一空后纵火焚烧变成了废墟。

法国大文学家雨果在1861年写给朋友的信中提到:“ 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在我们眼中,中国人是野蛮人,可是你看文明人对野蛮人干了些什么?----在两个胜利者瓜分赃物的条件下,圆明园大规模地遭到了蹂躏。------政府有时会做强盗,但人民永不当强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