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教会出版的书籍中关於传教士对殖民侵略的作用直言不讳：“ 在殖民地修建教堂，驻扎传教士，就像在殖民地修建兵营，驻扎侵略军一样必要。与其设立九个军事据点，不如设立九所教堂更为有效。”
可谓一个传教士抵得上一营军队。
美国传教士斯贝杰在他的《十字架征服中国》一书中承认，传教士受命把其所在地的一切情况向领事汇报。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在给国务院的的报告中说：“ 这些传教士先锋所搜集有关中国的民族、语言、地理、历史、商业，以及一般文化的汇报，送回国内，对於美国的贡献是很大的。”
鸦片战争时期，当时在中国那些知名传教士如Charles Gutzlaff，Robbert Morrison，Elijah Coleman Bridgman和 Parker等，皆在宗教的外衣掩护下，从事刺探搜集情报当间谍。
The Rev. John Liggins 於其《外国传教事业的伟大价值和成就》（1888）书里所说，传教士往往向政府及其官吏提供情报，这类情报从别的方面是不容易获得的。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几年，传教士和外国商人一起鼓吹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煽动使用武力扣开中国大门。当时在华商人的传教士有一个信条，要使中国人接受基督，唯一的办法就是战争，必要使鸦片战争成为将耶稣介绍到中国的一种手段。1834年12月9日，在广州的全体英国人，包括传教士在内，写了一份书呈英国国王，要求英政府增派兵舰和军队到中国为后盾，再派使臣上北京逼清政府签订条约，除广州外，开放厦门、宁波、舟山为商埠，还加上一系列特权。
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在他主编的《中国从报》中写道：“ 如果各国不能说服中国，那就强迫它走上一条与各国的权利和义务更为一致的路线上。-----当为了取得公正，提供保护和维护一个国家的国格而有必要使用武力时，这样一种手段永远不会受到谴责。------根据中国目前的态度，如不使用武力，就没有一个政府可与之保持体面交往。-------可以断言，英兵只要一个团就可以击退他们几个省的军队。------假如我们希望同中国缔结一项条约，就必须在刺刀下命令它这样做，用大炮的口来增强辨论。” 《中国从报》就是传教士和鸦片商贩的喉舌，通过制造舆论，鼓吹战争，提供情报，影响英国对华政策，1840年2、3月，英国决定对华发动战争。
林则徐认为传教士Charles Gutzlaff 是个危险人物，而John Robert Morrison （小马礼逊=马儒翰）更坏。英军打进长江时，英军司令 Henry Pottinger 在镇江遇到强力抵抗，心里胆怯，打算后撤，同在军舰上的马儒逊力劝继续进攻打到南京，结果清廷被迫投降。
战争期间，传教士Gutzlaff 穿上军装，在中国到各地去强征粮草军需，遇到反抗，即指使英军对当地老百姓实行残酷屠杀。Gutzlaff 带路英军进攻上海、镇江，冲进城后一路沿街烧屋掳掠屠杀，1840年带路党间碟Gutzlaff 担任定海县长，1841年当宁波县长，1842年任镇江行政长官。
传教士极力赞成鸦片战争，美国传教士Nevius 说：“ 不管对不对，这战争已经在上帝的默许下，被利用来开辟我们对中国关系的新纪元。” 美国传教士Parker 即刻返美向总统，国务院和国会竭力鼓吹美国应趁此时机参与对华作战，同时派专使去中国签定不平等条约。不久，美国派了加尼海军司令率两艘战舰到中国给英军助威，Bridgman 担任加尼司令的翻译和助手。
鸦片战争期间，英兵打到上海时，天主教南京主教法国人Louis de Best 多次扮成中国人夜间乘舢板到皇后号军舰会见英军司令Henry Pottinger，报告南京教区及中国的军事政治情报。美国传教士David Abeel 和 William Jones Boone 及其他两名传教士参与英军在厦门的侵略活动。英国传教士、医生William Lockhart 跟随第一批英军到定海，传教士Milne的儿子William Milne Jr， 随后也到定海。 英国传教士Walter Henry Medhurst 被派到舟山，在英军司令部当翻译。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但是殖民主义者对所获得的并不满足，他们要自由在中国任何地方，想干啥就干啥，为了达到目的，就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6年10月，中国官员因为捉拿海盗，在一艘叫“亚罗号”的船上捉了12个中国人水手，英政府硬说那船曾在香港登记，所以是英国船，而当时登记期已过。那时Henry John Temple Palmerston 当英国首相，早就打算对中国进行一次新的战争。
马克思对Palmerston 政府评论说：“ 战争已变成Palmerston 独裁的生命攸关的条件，他站在教士和鸦片走私商中间，跟圣洁的主教和邪恶的鸦片走私商在一起的，还有大茶商。他们大部分都直接或间接从事鸦片贸易，因此热衷於取消与中国签定的现行条约。”
英国以“亚罗号” 船事件为藉口，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法国也以“ 西林教案” 中传教士马赖被处死为藉口，参与第二次鸦片战争，然后美国俄国也跟着加入。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在中国活动多年的传教士成为侵略军最好的参谋，提供清政府内部的情报、军队设防情况的情报，对清政府的态度和实力了如指掌。1858年，英法联军攻陷大沽口炮台，清政府被迫同英法美俄签订了《天津条约》。
通过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传教士在中国全境自由出入任所欲为，他们迫不及待要利用权力去扩展基督教的范围和势力。 一个身处中国的传教士给自己国家写信说：“中国几乎对传教士、商人和学者开放了，这个国家事实上已经落入我们手中，如果不去占领这块土地，没有在18个省的每一个中心取得永久立足之地，那是不可原谅的。”
大沽失陷，美国传教士William Alexander 给美国的信中写道：“ 我认为这四国的兵舰和公使汇集在天津，是我们对中国进行传教工作的一部分。”
的确可耻！
1860年，英法联军再度向北京进攻，在北京的俄国东正教传教士给联军提供北京地图。英法联军从大沽经通州直抵北京，9月9日把著名的圆明园抢劫一空后纵火焚烧变成了废墟。
法国大文学家雨果在1861年写给朋友的信中提到：“ 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在我们眼中，中国人是野蛮人，可是你看文明人对野蛮人干了些什么？----在两个胜利者瓜分赃物的条件下，圆明园大规模地遭到了蹂躏。------政府有时会做强盗，但人民永不当强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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