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other family

 2014年初，韩国上映了一套改编自真人真事的电影《Another family》，故事背景讲述了一名父亲，因为女儿的死亡，在长达7年的时间，与南韩最大、最有影响力的三星打官司的过程。在影片中，大企业化名叫做真星（Jinsung）。

这位平凡的父亲名叫黄相基，因贫困而无法继续让女儿上大学，对孩子感到无限的谦疚。而女儿则为了替当出租车司机的爸爸换一台好车，并让弟弟能够继续学业，才高中毕业，就马上进入三星工厂上班。做父亲的，还曾经一度因为女儿能够在大企业上班，感到安慰和自豪。

在三星半导体厂工作了一年八个月的黄于宓，一直觉得很累。2005年10月底，她打电话回家说自己噁心、头晕、呕吐。同事把她送去三星电子厂的医务室，医生给她做了抽血化验，随即让她住进一家大医院。医生告诉黄相基，他的女儿得了急性骨髓性白血病，得立刻接受化疗。
片中的于宓在哭诉：“ 我经常淤青，吃什么都吐，常常感到疲倦、噁心。公司的医生让我去大型医院检查，因为血液有异常情况，最后被确诊患有白血病。那时，我害怕的哭了，心想自己必死无疑，每每想到，眼泪就不由自主的往下掉。”

2003年开始，才18岁的于宓，就在三星的半导体工厂上班，和坐在她隔邻的同事李淑英，在同一条生产线上工作。每天，她们从头到脚都要穿上无尘服、戴上无尘手套，这样做只是为了给半导体保持一个无尘的环境。于宓每天工作的8个小时里，在把电脑晶片浸入一桶化学原料中，得面对一系列有潜在危害的化学品、烟霾和电离辐射。和她做着同样工作的李淑英，当时得了皮肤病，需要定期治疗。

2006年的夏天，于宓再次入院，和她同在3号线工作的李淑英，刚生了第二个小孩，却被诊断得了白血病，五周后就去世了。李淑英的猝死，令黄相基的脑袋忽然冒出了许多问题，他觉得女儿的工作环境，尤其是那些浸泡晶片的化学物，可能和白血病有着很大的关系。

于宓患病，最初公司方面也有派人向黄家了解情况，还存钱进于宓的银行帐户帮助她进行治疗。当黄相基告诉对方他想向政府提出工人赔偿要求，以帮助支付于宓后续的治疗费用，三星的管理人骤然成了变脸人，从此，所有事情都改变了，三星变得充满了敌意。

黄相基文化程度不高，对半导体的毒害史更加一无所知。李淑英死后的几个月，于宓白血病复发，黄相基不顾三星的反对，坚持要提出工人赔偿申请。三星的管理人员坚称他女儿的病，绝对和三星无关，还质问他为何要把责任推给三星。

于宓於2007年因白血病去世时才22岁。悲痛欲绝的父亲，抓着女儿冰冷的手，做出了承诺，要竭尽全力，找出真相，把事实公告世人，女儿的病是三星害的。

黄相基在梦中见到了女儿，声声喊爸爸救命，女儿伤心哭泣的样子，让他痛心的醒了过来。问女儿口口声声说了什么？想起这天就是女儿的生日，没能给她买喜爱的冷面，也没能给她买一件漂亮的裙子，觉得过意不去。女儿年纪轻轻，就得和病魔作艰苦的斗争，在疼痛中，也没半句的呻吟和抱怨，却时刻操心着昂贵的住院费。


2007年3月6日，在医院治疗后，父亲开着出租车回家。于宓躺在后座，快到家时，女儿说很热，父亲把车窗打开一点，然后女儿又喊冷，父亲赶紧把车窗关上。于宓的妈妈回头一看，女儿已经停止了呼吸。

于宓过世后，黄相基寻找拜访了政府官员、政党人士、维权人士、民间团体、记者等等，尝试联系任何一个可能帮助他作调查的人。一些人表示同情，但多数时候是帮不上忙，因为没多少人愿意听他说。

3个月后，黄相基来到Korean Workers Compensation and Welfare Service 填写申请表格。后来一位媒体记者介绍了30岁的劳工维权人士Lee Jong-ran 给他认识，Lee 为他起草了一份计划书，决定帮他付诸行动。

南韩人引以为傲的三星，工厂只求干净整齐，如何处理化学物质却轻率以待，无视员工的安全、健康，没有重视员工的生命。因为长期接触有毒致癌化学物质包括苯（Benzene）、三氯乙烯(Trichloroethylene)、砷气和三氧化二砷(Arsenic trioxide)等，导致罹患白血病及其他罕见癌症的三星半导体员工，超过200多人。

南韩导演金兑玧，打算把这个故事搬上大银幕，但是找不到出钱拍戏的老板。商家们就没看好这种平民跟资本家斗争的故事，能否把片子拍成功还是个未知数。在资金不足下，摄制组在街头和网上筹款，没想到竟然会筹得经费12亿韩元，捐款者成千上万，有超市老板赠送物资，还有市民自发协助演出。三星向韩国新闻出版社施压，要他们对这套反三星电影，只字不提。

直至今年的8月，法院最终裁判，三星需对员工黄于宓和李淑英的家属作出赔偿。评论人士道，排名全球第5大企业的三星集团，确是南韩人的骄傲，但这也是由部分员工，以生命所换来的代价。

定慧品第四 （2）

六祖对大众开示说：
“善知识！所谓一行三昧，就是无论行住坐卧，都能修行一正直心。《净名经》上说：正直的心就是道场，正直的心就是极乐世界的净土。

千万要记住，不要口里说着正直的门面话，心里却想着干谄媚曲邪的事，在行为上一点都不正直。不要嘴里说着一行三昧，却不以正直的心思修行。要行直心是道场，就要用直心来处理一切事，对一切法不要偏执。迷惑的人执着於法相，执着於一行三昧的表面，只是说要常常静坐不动，就能不生邪念妄想，硬说这就是一行三昧。作这种见解的人，就如同没有知觉性的木石一样，这也是修行佛道受到障碍的原因。

善知识！佛道应该是畅通流动的，怎么却会停滞呢？心不滞住法相，道就能灵通流畅。心若滞住法相，那就叫自我束缚。如果说只要久坐不动，就能得道，那就有如舍利佛的静坐林中，却被维摩诘所斥责。

善知识！还有许多人教别人打坐，说只要静静地内视自己的心，不要动心，不要起念，这样就能修道成功。这些迷惑的人不能理解打坐的真义，就这样执着乱行而颠三倒四，如此者众。如是乱作指导，实是大错特错。”



《净名经》是大乘佛教的经典，共三卷十四品，以维摩诘居士命名，所以也称《维摩诘经》。维摩罗诘是梵语Vimalakirti 的音译，维摩罗意即“净名”、“无垢”，诘即为“称”，所以又名“说无垢称经”。

论议：
一般人都知道，「直心是道场」，但不一定了解「直心」的意义。如《今刚经》所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才是真正的一直心。永嘉大师证道歌讲：行亦禅，坐亦禅，语默动静体安然。走路打坐吃饭睡觉，这念心都要存在，都能作主，这就是一直心。穿衣吃饭的当下，就是神通妙用，打坐时一念不生，达到中道实相，就是一直心，也就是如来心。

中道即实相，实相即中道，如来不住苦乐两边，常行中道。禅宗祖师云：「有佛处不得住，无佛处急走过。」实相是指吾人当前一念心性，实实在在的心境。实相不是作梦的境界，而是智者心性的现量。要想解脱人生的苦恼，必须超越两边的虚妄梦境，安住在真善美的实相之中，所以实相是人生之最高真理，是修行者所追求的最终目标。

修行学佛，无论出家、在家都是在这念心上用功，在念心上觉悟。一般人的心都是想东想西、患得患失，如此就是失去觉悟心。在日常生活上任何场所都可以修行，就是保持一直心，人在那里，心在那里，这是最实在的心境。心要自在，如果不自在，这念心就像块石头、木头，就不是道。

《华严经》说：「不起凡夫染污心，必成寂静菩提果。」这句话讲的就是常行「一直心」。众生的心有人我是非、财色名食睡，处处与人计较，念念迁流，根本没有直心。即便是善人、好人，那还不是直心。要达到直心，就要觉察、觉照，等到完全没有妄想、昏沉，一直心现前，就达到华严经所说的「一真法界」。

被遗忘的抗日战士

尤记得在云南从丽江到宁蒗县，是必定要经过一段由十八个180度的弯而折叠在一起的危险公路，那就是著名的丽宁十八弯。从山上往下望，那确是一道很亮丽的风景线；可是当你坐在车里走在弯弯曲曲、忽高忽低、在山壁和悬崖间颠摇震荡得昏头转向中、看着迎面而来的车辆一次又一次的紧贴擦身而过，紧张得大气也没敢喘一口，脑中只想着佛祖上帝观世音菩萨保佑，让俺们能够平安到达目的地。

而在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晴隆县，有一段更是吓人的险峻公路，那里竟然有二十四个弯，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闻名遐迩的“二十四道拐”盘山公路，也是当年滇缅公路的延伸线。

说起滇缅公路，不由让人想到一群特殊身份的抗日战士——南洋华侨机工。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香港跟着沦陷，整个中国沿海港口都被日寇封锁，只剩下一处广州湾（广东湛江）。
1938年初，20万名云南各族男女，在严重缺乏施工机械的情况下，以8个月的时间，用自己家里带来的背篓搬运石块和泥土，靠双手在云南西南部的崇山峻岭和原始森林中，修建了一条长达一千多公里的运输通道，这就是充满了血泪史的滇缅公路。筑路劳工绝大部分是老人、妇女以及孩子，因为壮丁都得上战场去抵抗敌人了。恶劣的环境下，通道完成了，最后是有两三千筑路的大人与小孩，把生命永远留在这条公路上。

滇缅公路从昆明开始，经云南西部到缅甸（Burma）的北部，连接缅甸的中央铁路，直通仰光。抗战时，国民党的军事委员会，在昆明设立了西南运输公司，并在新加坡和缅甸仰光设立办事处，如此才能够把大量从国外购买的、以及海外华侨捐赈的物资，从香港经新加坡移囤仰光，然后经滇缅公路运到昆明。

当年，汽车在中国是属於稀有物品，更何况是熟练的司机和技工，如要把从外国购买的汽车卡车组装完成，并载上物资驶回西南大后方，就非得要有大量的司机和修理人员。

1938年12月，东南亚著名商人以及华侨领袖陈嘉庚所领导的南侨总会，在新加坡号召南洋青年参加“南洋华侨机工服务团”，通过滇缅公路，运送战争物资前往中国，支援抗日行动。许多从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缅甸、越南、菲律宾、印尼的华人都自动响应报名，也包括一些非华族人士，甚至还有4名女性。经严格挑选，最后有3千多名的南洋华侨机工，於1939年分成9批，陆续到中国参加抗日战争。在昆明经过短暂的军训后，南洋机工即被编队分配到运输和汽车维修等工作领域。

滇缅公路的路段，大部分都是崇山峻岭，悬崖、峭壁、深谷、陡坡、不计其数的急弯，在崎岖的山路上，就算有很好的驾驶技术，有时也难免会发生车毁人亡的事故。加上日寇飞机狂轰滥炸，机工们被迫在夜间行车，危险性就更高了。还有可怕的瘴气和疟疾，机工们一旦染病，在严重缺乏药物和医疗的情况下，患病去世的机工人数，不胜其数。

从1939年到1942年，南侨机工和其他司机，在滇缅公路来来回回、出生入死、冒着生命危险把50多万吨军需物资，1万5千多辆汽车，和不计其数的工业生产原料以及人民的生活用品运回大后方。更负担起运送10万中国远征军，到缅甸同日军作战，解救了在当地被日军包围的7千多英军。日军占领缅甸后，滞留当地的南侨技工遭到杀害。

1942年，马来西亚沦陷后，日寇残酷杀戮南侨机工们在南洋的亲属。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期间千多名南侨机工牺牲在滇缅公路上。大约有1126名机工，经过陈嘉庚多方与国民党政府的交涉，方能於1946年分批返回南洋，其他和当地人结婚留在云南生活的机工，命运也相当坎坷，在文化大革命时还遭到迫害。

1947年，马来西亚吉隆坡广东义山亭，修建了一座“雪兰莪华侨机工回国抗战殉难纪念碑”；1951年在槟城亚依淡，建有“槟榔屿华侨抗战殉职机工罹难同胞纪念碑”。直到1985年，才有一座碑高9米的“南侨机工抗日纪念碑”，矗立在昆明市的西山公园。

可惜的是，在滇缅公路上，没有一座纪念碑，去纪念那些曾经以血汗和生命，筑成了滇缅公路的滇西各族人民----------

仅存的日本良知 （2）

1964年，高嶋伸欣（たかしまのぶよし）毕业於东京教育大学文学部，1968年，高嶋（dao)在同大学院的文学研究科，专攻地理学硕士课程，然后就在大学附属高中任地理教师，与家永三郎共事一校。尽管当时家永三郎和文部省的教科书官司，正在进行得如火如荼，高嶋伸欣就好像一般日本人的心态，事不关己，什么教科书问题，就是没啥感觉！

1975年8月，高嶋伸欣在暑假期间首次到马来西亚旅行，打算收集资料，拍一些锡矿、橡胶园之类的照片作为教学之用。在马六甲的一间咖啡店里，一名当地华人，看到这个不知从那里冒出来的萝卜头，即老实不客气的问他：“你知道你们日本人曾经在这里干过什么坏事吗？” “你要不要看看日本人杀害华人的证据？”

茫然不知所措的高嶹伸欣，被带到一座华侨殉难纪念碑前，还被告知日军占领当地3年8个月，所犯下的种种残酷罪行。如此极大的震撼，令高嶹的内心顿时充满了羞耻、愤怒、惭愧和感慨。高嶋为日军的罪行感到羞耻和愤怒，更以这段刻意被掩盖的历史而感到惭愧。他意识到，自己的国人对这些历史，当然也是懵懂无知，高嶋觉得自己身负重任，决定要让日本年轻的一代，知道这段历史的真相。

回到日本后，高嶹伸欣开始到图书馆找资料，既然日本政府要掩盖日军的罪行，又那里会在图书馆存啥资料呢？高嶋惟有每年在暑假时，去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寻找在二战中、东南亚受害者的资料，足迹由南到北，走遍全马各处，得到许多当地热心人士协助提供的历史资料，前后总共发现了70多座有关纪念碑，印证了二战时，日本蝗军在马来半岛干下的各类暴行。

1982年，日本的教科书把“侵略” 改为 “进出”，遭到了亚洲受害国的强烈抗议。高嶋伸欣在当时所属的日本全国地理教师研究会发起了呼吁，告诉教师们有责任去让下一代了解历史的正相。

1983年开始，每年一至两次，高嶹伸欣率领一些学生和教师到东南亚国家，到所有二战纪念地点凭吊历史遗迹，收集日军侵略东南亚的资料。高嶋把收集到的幸存者证言等资料，在日本各媒体上发表，还把分布在马来半岛各地的殉难纪念碑，一一编上索引。后来，一部由高嶋伸欣亲自搜集资料编写的《马来西亚日治时期蒙难人士纪念碑索引手册》正式出版。

1993年，高嶋伸欣负责撰写高中教科书《日本现代社会》史实的一部分，全章的名称为《日本与亚洲的关系应重新考量》，教育部否认其中部分的史实内容，不予接纳。有如当年的家永三郎，高嶋对当局一而再、再而三的篡改和歪曲历史，感到愤懑，遂延续了家永三郎的使命，从此展开了30年的教科书斗争。

高嶋伸欣退出教科书编写委员会，就他所参与编写的关於二战史实的文章，被拒绝收编在日本高中教科书一事，起诉日本政府、教育部和内政部。直到1998年，横滨初级法院判高嶹胜诉，他的案件得到125名律师的支持，有30名年轻律师更免费帮忙打官司。然后，是教育部上诉东京第二法院，轮到教育部胜诉，过后高嶹把此案带到东京最高法院。

1996年，高嶋伸欣在日本冲绳琉球大学东南亚现代史系任教授，1997年出版一本专辑，内容纪录了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所发现的抗日烈士纪念碑，其中也有日军把淡杯精神病院、充作细菌实验所的照片，那些禽兽是在做用跳蚤来传播黑死病的研究，这是由当年一名照顾焚化炉的技工所揭发出来的。

2005年12月1日，日本最大的国际通讯社-共同社报道，日本最高法院对1993年开始的高嶋教科书诉讼案，作出最终判决，原告琉球大学名誉教授高嶋伸欣所提出的教科书审核违法等要求，被全面驳回。

1945年8月15日，是日军战败投降的日子，每年这一天，高嶋伸欣都会到吉隆坡去参加当地举办的有关二战的纪念活动，一切的努力就是为了要反对战争、维护和平。


二战后，日本的政党发展分成了两个方向，一个是主张保持传统文化的右翼政党，好像自民党和民主党。另一个是倾向革新的左翼政党，好像社会党和共产党。日本的左翼力量是承认侵略战争、反对首相及其阁僚参拜靖国神社、在历史教科书问题上，也倾向于承认日本曾经侵略的事实。

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经济停滞而导致强人政治随之出现，这也是很多国家都可能发生的政治规律。农民和工人阶层对左派的不支持，导致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左翼在政坛的力量逐渐式微。许多有自己观点的日本民众，都不愿意发出独立的声音，左翼民间团体软弱的声音，也被右翼强悍的声音所淹没。强人政治下，多数日本人成为了沉默的大多数。去年，就连日本文化界人士、动画导演宫崎骏发表了反战言论，也遭受右翼的猛烈攻击。

每4年一次，日本文部省会审查教科书以作为合法的教材，而日本文部省是最右的部门，文部大臣中否定侵略战争的人又是最多，这就是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常常成为焦点的原因。

仅存的日本良知 （1）

日本历史学及教育家-家永三郎（いえながさぶろう），於1913年出生在爱知县名古屋市，最初是立志要当一名作家，后来进入了东京帝国大学，攻读日本史学，成为日本著名的历史学家。

家永三郎在1937年大学毕业后，就当上一名中学教师。在个人立场上，家永三郎对日本的军国主义非常反感，所以虽然自己没有参与日本向周边国家所发动的侵略战争，仍然因为没有能够反对当时的军国主义教育，而感到羞愧。

1944年，家永三郎进入东京教育大学，成为研究日本思想和文化史的专家。1945年，日本文部省嘱咐他编撰历史教科书《国家历程》，1952年独自编写高中历史教科书《新日本史》。这部教科书原稿，被文部省勒令多次修改，改完又再被驳回，文部省甚至命令把“七三一部队”所干的罪行，从原稿上全部删掉。搞来搞去，就是要家永三郎写一部与史实完全相反、把日本的全盘臭史掩盖、以歌功颂德方式的新日本史。

1965年，家永三郎实在忍无可忍，狠下决心，状告文部省“审定违反了保障学术和表现自由的宪法”，造成他巨大的精神痛苦，要求陪偿损失。尽管政府表示反对，到了1967年底，第一次诉讼使教科书检查过程的细节，以及驳回家永三郎教科书的具体理由，全部公诸於世。公众还知道了文部省保留着一些可以用来解释、为何驳回家永三郎教科书的文件，但政府以保密的理由而拒绝把文件提交法庭。接下来家永三郎申请了移交文件的法庭命令，法庭许可了部分申请，但是，当政府向高级法院上诉时，第一次诉讼被搁置了。

在漫长的35年间，家永三郎前后3次，以日本政府和文部省为被告，提出教科书诉讼。第一次和第二次的诉讼，在政府的操纵下都落得败诉。其间更多次受到日本右翼恶势力的威胁，和极端民族主义史学家的攻击。家永三郎表示，任何迫害，也不会令他有丝毫的动摇。35年之间，他从不缺席任何一次的开庭，每次以证人身份出庭时，许多支持他的民众，都会聚集在法院前，列队欢迎他步入法庭。1974年，家永三郎决定把《新日本史》的原稿公诸於世，书名就叫做《审定不合格的日本史》。

家永三郎提出的教科书诉讼，在日本引起了巨大的震撼。为了坚持正义，家永三郎以一个瘦小病弱的身躯，超强的勇气，向国家恶势力宣战。直至1997年8月，日本最高法院作出了终审判决，认定文部省所作出的“南京大屠杀”、“七三一部队”等4处的申定意见，属於违法，判政府向原告人赔偿4万日元。经过了3次提诉，10次判决，前后历时35年的教科书诉讼，最终以家永三郎取得小部分胜利而划上了句号。

35年的漫长诉讼，家永三郎需不断的奔走参加各种讲演集会，阐述自己的观点，批驳日本政府的荒谬。多年的奔波劳碌、颠沛流离，把原本生活清寒、寂寞孤独老人的健康都给拖垮了，但却拖垮不了他坚韧的精神。家永三郎一人以民告官，把事件诉诸于法律，对自己来说，胜败是次要，最重要的是要让更多人能够明白，权力是绝对不允许踏入精神价值的世界。2002年11月29日，家永三郎，一个为坚持历史真相，与日本政府斗争了将近40年的史学家，平静的走完了不平凡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