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公元7世纪中叶），伊斯兰教从阿拉伯传入中国。沈阳早期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只有回族，后来加入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塔吉克（Tajiks）等民族。
沈阳清真南寺是沈阳的第一座清真寺，座落在沈西区小西路附近，建於清朝顺治末年（公元1660年左右）。初建时规模约500多平方米，随着穆斯林人数不断增加，自乾隆二十年（1755年）以来，经历了十多次翻修扩建，占地近达10亩。
清真寺建筑颇为考究，青砖对缝、雕梁画栋、结构严整。碑碣、匾额、楹联，应有尽有，前后四进四合院落，内有大殿、礼拜殿、望月楼、讲堂、女寺、浴室、茶房、后殿等建筑。
沈阳天主教堂亦称沈阳南关教堂，位於沈阳市沈河区小南街南乐郊路40号。整体建筑格局沿袭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形式，是典型的哥特式建筑(Gothic architecture)。
教堂建於公元1878年（清光绪四年），为法国传教士方若望所建。1990年被义和团烧毁，1912年南满教区法国苏悲理斯主教利用《辛丑条约》中的庚子赔款在原址上重建。
回顾历史，1870年普鲁士（Prussia）与法国发生战争，法国战败求和，意大利王国统一，并占领教宗国罗马，欧洲列强开始把注意力转向欧洲以外的地区。1885年，欧洲十四个国家在德国柏林举行会议，对瓜分非洲的势力范围取得协议，协议第六条承认在殖民强国的保护下有传教的自由。就这样，殖民主义和教会的传教工作互相配合下大力推展了殖民政策。
15世纪后期，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对外扩张，欧洲传教士亦跟随前往各殖民地传教。明万历年间，耶稣会(the Jesuits) 传教士率先入华。1583年，耶稣会利马窦（Matteo Ricci）等人到达肇庆，开始了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历史。利马窦的传教策略是：自己穿儒家服饰，以汉语传教，用自然科学和知识来博取中国人的好感，在士大夫中建立良好声誉和关系，容许中国教徒继续祭天祭祖和敬拜孔子。
到了后继的传教士就不来这一套了，1704年教皇命圣职部打出“ 禁约” 七条，明令禁止中国教徒尊孔祭祖，还派特使去跟康熙谈判要康熙根据罗马教廷禁令颁布法令，简直是侮辱了朝廷的尊严和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为了西方国家的科技文化，康熙本来是乐意接受外国传教士来华的，罗马教廷的粗暴狂妄，让康熙索性於1721年禁掉了天主教。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尽管外国传教士到中国的动机有出於传教热忱，亦有为当地人民做了些许好事，但在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大背景中，在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前提下，许多传教士充当了军师直接参与侵略活动。他们参与贩卖鸦片和策划1840年英国侵入中国的鸦片战争，参与1900年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策划起草对华不平等条约，享有不受中国法律管辖的“治外法权”，以“ 教案” 为借口索性把一个接一个城市都占据了。
如美国传教士裨治文(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承认，他们千里迢迢到中国，与其说是由於宗教的原因，毋宁说是由於政治的因素。美国传教士Peter Parker 甚至鼓吹“ 只有战争能开放中国给基督”。 和英国传教士Robert Morrison 等知名传教士，这些人都是乘坐贩运鸦片的船受聘来华的。
1773年东印度公司开始在印度实行鸦片专卖，每年有一千箱（每箱一百斤至一百二十斤）鸦片运往中国。十九世纪初，输入量增加到四千多箱。鸦片战争前几年，每年多达四万箱，每箱在中国海口售价四百到八百银元，美国鸦片商人也从土耳其向中国贩运鸦片，英美大毒贩从中获取高额利润。
西方学者Samuel Eliot Morrison 在他的书 ( The maritime history of Massachusetts, 1783-1860) 里写道：对於英美政府和英美商人经营毒害人民的鸦片贸易，在华的基督教传教士都不反对。他们乘坐贩运鸦片的飞剪式帆船（clipper）去中国，还接受鸦片商的捐款。传教士说鸦片对中国人是无害的，就像酒对美国人是无害的一样。只要中国人接受了基督，鸦片的危害就自然会消失。传教士还邀请大鸦片商贩充当对中国传播基督的宗教团体头面人物。如广州的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的会长和司库都是大鸦片商贩，传教士裨治文Bridgman 当秘书。1883年2月21日在贩卖鸦片的垄断组织东印度公司的倡议下成立了“ 中华医药传教会”，传教士伯驾当副会长，终身董事是两个大鸦片商贩。
英国传教士Robert Morrison 在中国当东印度公司秘书兼翻译员。他在给伦敦教会报告书中写道：“ 我已接受东印度公司的聘请------当他们发现传教士是准备为公司的利益而服务，那就可以解除东印度公司大班们对传教士的厌恶，赢得好感同时可以获取许多利益。”
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和缅甸鼓励农民种植罂粟，收购后制成鸦片输入中国。1825年11月Robert Morrison 写信给伦敦东印度公司董事会：“ 我在中国漫长的十五年里，依照你们在此地职员的要求，常冒着个人生命的危险和痛苦，忠心耿耿为贵公司的利益服务，那是整个公司及广州当地的商人可以证明的。”
传教士Morrison对公司的忠诚服务，其年薪很快即从五百英镑升至一千英镑。
德国传教士Charles Gutzlaff 当鸦片贩子翻译，参与鸦片推销买卖。此人多次出入中国沿海地区，参与大规模鸦片走私活动并刺探情报。 1832年Gutzlaff 到澳门带鸦片毒贩去中国沿海推销鸦片，待遇十分可观。1834年Gutzlaff 受雇於英国大鸦片商查噸洋行，工作三天就赚上一千块钱。
在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里保存的英国鸦片公司1833年档案中有两封公司老板夸奖Charles Gutzlaff 的信，其中提到：“ Charles Gutzlaff 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如今生意发展越大，越需要他的帮助。他非常能干，胆子又够大。”
1839年初，清政府钦差大臣林则徐到广州，传教士们通过各种方法搜集中国官方动态，以为林则徐会如其他贪官受贿赂即放弃禁烟。林则徐严格执行禁烟令，迫使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於3月27日同意交出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鸦片，后又增交八箱，6月3日在虎门开始销毁。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传教士竭力为英国侵略者出谋画策。德国传教士Charles Gutzlaff 和 英国的Robert Morrison 的儿子John Robert Morrison（也是传教士）担任侵略军翻译，从战争开始到签定《南京条约》，这些人都没闲过。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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