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土的魔咒

稀土元素是从18世纪末叶开始陆续发现，一般是以氧化物状态分离出来。目前，澳洲、中国是全球最重要的稀土资源国，而生产高科技产品的日本，则是全球最大的稀土进口国。
由于特殊的原子结构，稀土家族能与其他元素结合，改变物质的特性，无论是航天、航空、高科技工业、化学、电子产品等等等等，稀土的影子几乎无所不在。稀土亦是作为许多重大武器系统的关键材料，一直以来，美国就从中国大量进口稀土，最重要是作为战略的储备。

因为稀土在提炼过程中，会导之严重的辐射污染，日本政府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下令关闭所有国内稀土提炼厂，于是日本企业就在海外寻找建立生产据点。

1979年11月，亚洲稀土私人有限公司（The Asian Rare Earth Sdn Bhd， 简称ARE）成立在怡保红坭山新村。日本三菱化学（Mitsubishi Chemical Industries Ltd）占股35%、马矿业（Beh Minerals) 也占35%股份，接下来是回教朝圣基金局（Lembaga Urusan dan Tabung Haji ) 拥股20%、剩下来的10% 股则属于一群土著商家。

ARE这所化学提炼厂，从石矿废料渣质独居石（Amang，英文是Monazite）中提炼取钇（Yttrium）。钇就是一种稀土原料，用途广泛，为科技产品、金属和化学工业的必需原料。但在加工提炼钇的过程中，会散发出辐射性的尘埃和气体，并遗留下辐射性废料。这些含有高辐射的钍、铀、铅废料和尘埃，通过食物、水和空气被人体吸收，严重影响人类的免疫系统，更会致癌。

独居石一向被公认为会制造严重污染的原料之一，许多国家早已经禁止使用，它遗留下来的钍原素，放射性比铀238低，原因是半衰期（half life）最高的其中一种物质，钍的半衰期长达140亿年，也就是说，独居石对环境污染的灾害可以祸延上亿年之久。钍放射a粒子，尤以粉状的金属和氧化物能够进入肺，钍可导致肺、胰腺、血液癌症的风险增加。

ARE 征询科学工艺环境部门（Tun Ismail Reseach Centre—Puspati），有关如何处置提炼稀土所产生的含辐射废料，政府认为那些废料应该储存起来，说不定将来或许可以当作是一种核能源来利用。
（或许日本三菱化学以及其他股东真是暗爽，这个啥政府真易搞定，所以根本无需做什么防止辐射污染的措施，任由高辐射废料和气体，把空气水源污染，也让工人在完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下，赤手作业。）

1982年6月，政府选中了霹雳州的巴力（Parit）6公里远的一块9英亩土地，准备用来存放ARE的辐射废料。在遭受到当地居民、政党、社团组织的强烈反对后，政府转而找另外一个地方来藏毒。
同年7月，位于红坭山新村7.2公里拿乞大街（Jalan Lahat）的亚洲稀土厂开始投入生产。红坭山村民开始投诉闻到异味，大人小孩常常生病，感到不舒服。最初村民根本不明白事态的严重性，直到认识了“辐射” 这两个字，村民方才如梦初醒，意识到身处险境，时时刻刻已经暴露在癌症的魔爪之下。

1983年11月，在离开怡保16公里的甲板（Papan），当地居民发现政府允许ARE 在他们的小镇附近建造埋毒槽。
1984年5月，6千7百名甲板以及临近市镇的居民，签署了一份抗议书，寄给首相、霹州大臣、卫生部长以及科学工艺环境部部长。尽管人民一而再，再而三的抗议绝食，甚至在霹州总警长的警告下仍然冒着被逮捕的风险，也不放弃保卫环境和家园的抗议行动。

当时的首相马哈蒂一意孤行，声称政府确保一切安全，埋毒槽工程继续进行。科学工艺环境部长Amar Stephen Yong （杨国斯）也死口说埋毒槽是在严格标准下建造，不会有问题，甚至挑战舆论所抛出的辐射废料会对人类环境造成灾害的问题。抗议争论期间，ARE继续生产，更把Thorium (钍）的废料丢弃在厂旁的空地上和水塘里。

同年7月，红坭山新村抗毒委员会成立，非政府组织大马之友（Sahabat Alam Malaysia，简称SAM）从外国聘请专家到稀土厂附近，测量辐射水平，得到的结果竟然是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Radiological Protection ，简称ICRP）所订下的最低安全水平超越了800倍。红坭山居民和政府，分别各自邀请外国专家前往埋毒槽检测，最后就连政府邀来的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总署（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简称 IAEA）的3名成员也宣称埋毒槽绝对不安全。

1985年1月11日，在当时的副首相Musa Hitam 主持之下开了一个内阁会议，结果是宣布政府要把埋毒槽改建在离开甲板5公里，又离开升旗山3公里的Mukim Belanja，即是升旗山的半山腰地带。

红坭山村民向怡保高等法庭申请禁制令，禁止ARE继续生产和储藏放射性废料在新村的附近范围。依据1984年的原子能许可法（The Atomic Energy Licensing Act)，所有关核设施的厂商包括政府在内，对造成的任何损害都需负起责任。1985年10月14日，1千5百名红坭山村民守在法庭听判，首席大法官Justice Anuar bin Datuk Zainal Abidin 当庭授予禁止令，禁制ARE继续生产和储藏含放射性废料，直至采取足够的安全措施。

然后，一个叫做原子能执照局（Atomic Energy Licensing Board, 简称AELB）突然从原子能许可法下面冒了出来，仅有的5个成员全部来自Puspati。

1986年9月，ARE 声称已经用了两百万马币来加固安全措施，又请了一个前任的IAEA成员，美国原子能专家E.E.Fowler去稀土厂检视。Fowler 表示稀土厂的辐射水平已经达到ICRP标准，应该随时可以回复生产。

10月28日，日本的Sadao Ichikawa 教授，第二次去过红坭山新村检视后，揭示那里的辐射水平仍然处于难以接受的偏高水平，他更被拒绝进入工厂。
来到了11月，红坭山、拿乞、峇丽莎花园、万里望、甲板、华林市和Guntong 一共7个地区的居民，成立了霹雳反辐射抗毒委员会（Perak Anti-Radioactive Committee，简称PARC）。

首相署部长Kasitah Gadam 大言不惭的放话，AELB 已经检测过红坭山的两处埋毒槽，证明是安全的。1987年2月，原子能执照局妄视高庭禁令，发出恢复生产执照给亚稀厂。14名外国专家被PARC邀请到红坭山新村，在论坛上，大家都一致认为ARE带给当地居民莫大的健康危机。村民频频发动大游行，镇暴队和警民冲突加剧，而村民控告亚稀厂的案件，在怡保高等法庭续审。

对于红坭山村民，1987年是特别艰巨和动荡的一年，许多外国专家频频出现在红坭山新村，甚至设法每次都能够出庭用证据来证明亚稀厂带给村民的伤害。9月7日，PARC的支持者从红坭山出发，步行8公里到怡保高庭听大法官Peh Swee Chin 审讯。长长的队伍走到万里望被警方驱逐中断，9人被逮捕。那天，有上千支持者出现在怡保高等法庭。9月11日，最后一天的聆讯，村民再次从红坭山游行到高庭，当天高庭挤了3千人以上。
10月，马哈蒂执政时期最轰动国际的茅草行动中，上百人被逮捕，PARC有7名成员包括站在最前线的丘运达、彭贵友等人被内安法令扣留，两个月后才被释放。

自上世纪80年代，日本三菱化学在马来西亚红坭山建造稀土厂后，短短数年，附近许多居民受辐射影响，验出血液含铅量特高、患白血病、脑癌的小孩特别多，同时出现因遭辐射毒害的先天低能儿、孕妇流产以及新生儿夭折率大幅升高。为了讨回健康，为了救下一代，为了保卫家园，手无寸铁的红坭山村民，不惧强权、与财势雄厚横霸的国际企业、诡诈刁钻的官员、僵化的官僚制度对抗到底。历经10年奋战，牺牲了许多无辜的生命，据知日本三菱化学最终因为受到日本民间的舆论，被逼退出ARE。1994年1月19日，亚洲稀土私人有限公司宣布永久停业。

ARE虽然已经关闭多年，可是至今埋毒工程还未结束。ARE在拆厂和处理废料方面耗时超过20年，两个建在甲板升旗山腰的埋毒槽，所埋的辐射废料多达数万吨。霹雳反辐射抗毒委员会继续他们的监督运作，直至埋毒工程结束为止。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