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处再有包大人？

广州番禺的宝墨园，最初建于清朝末年，后来荒废，于1995年重建，前后用了6年的时间。其实宝墨园是包相府庙的延伸，清代嘉庆四年（1799年），朝廷诛除贪官和坤，社会上掀起一股反贪倡廉之风。老百姓都希望能够得到像包青天那样的清官，来对付所有的贪官污吏，遂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的紫坭村，建了一所包相府庙，奉祀北宋名臣、龙图阁大学士包拯。
难怪宝墨堂正中悬挂有包拯画像，宝墨园里极具岭南风格的龙图馆，大门外18棵罗汉松排列成行，象征包公出巡时的仪仗队。龙图馆横匾下，有副对联颂扬包公的清廉以及他的辉煌政绩：

木石有灵再现包公清正事，匠师无憾巧传百姓仰廉情，
投砚镇江流尚有待明古训，蜚声留宋典不曾枉法负平生。

包拯出身在庐州合肥的一个官宦之家，二十八岁考上了进士，却暂时不当官，留在家里侍奉父母。直至双亲去世后，三十六岁才开始正式上任，当了个知县的小官职位。在前往京城途中，包拯在下榻的小客栈里，写下他生平唯一的一首五律：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
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史册有遗训，无贻来者羞。

包拯立志要当一个无愧史书教诲的清官。在当知县其间，包拯公正地断了好多奇案，博得了清官的好名声，受到上司重视和世人称赞，往后，便开始了朝廷重臣的政治生涯。

早在北宋时期，包拯就已经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臣，包公的故事开始在民间流传。包拯被提升往端州当官，端州出产一种名砚，为朝廷钦定的贡品，和湖笔、徽墨、宣纸一道，并称文房四宝中的绝品。以往在端州任职的官员，必定在上贡朝廷的端砚数目之外，加多几倍，作为贿赂京官的本钱。包拯把这个歪风抖正，多一块也不收，离任时，连平日在公堂上用过的端砚，也造册上交还。离开端州，船行至羚羊峡口，突遇一阵奇怪的大风雨，包拯亲自下舱查看，发现舱里藏了一块端砚，是当地老百姓悄悄送的，包拯不发一言，把那块名贵的端砚丢入江心。

包拯为官清廉、言行一致、判案公正严明、忌恶如仇、铁面无私、不畏权贵、刚正不阿的形象深入民心。更有一颗悲天悯人的仁者之心，法理之外尚有人情，深知民间疾苦，为民请命的精神，千百年来，获得无数老百姓的钦佩。包拯断案如神，明如镜、清如水、直比青天，故有“‘包青天”的美誉。

24年前，马哈蒂把当年的最高法院院长沙烈阿巴斯，连同5名最高法院法官革职，引发了轰动一时的1988年司法危机，此事件被视为马来西亚司法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当时，沙烈代表众多法官去函国家元首，对马哈蒂抨击司法界的言论表达不满。马哈蒂过后指控沙烈司法行为不当，成立一个以哈密奥马为首的仲裁委员会，来审理沙烈，沙烈被革职，哈密则成了最高法院代院长。然后，5名最高法院法官的其中两人，佘锦成和苏莱曼，判处上述仲裁庭委员会违宪，结果却受到另一个仲裁委员会审讯，同样指他们司法行为不当，最后与沙烈一起被“炖冬菇”了。从此，司法公正、司法独立都不知隐身在何处？司法的公信力跌到了谷底，法庭失去了原有的权力，司法被政治和立法权力凌驾其上。

一个缺乏包公精神的司法界，从此，法律变成是维护贪官污吏的把戏，让贪官在法律上享有“超国民的待遇”，当然也是因为与贪官群体的利益相通和立场相近，决定了立法者们的倾向性。腐败分子可以无法无天，变本加厉，使贪腐局面雪上加霜，老百姓对执政党和政府的信任趋于零。法律，逐渐变成只不过是专为对付手无寸铁的弱势群体。黎民无语叹息，唯有仰问苍天，正义何在？何处再有包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