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咯岛掠影（2）

隔天清晨6点多，独自往海边走一趟。只见偌大的沙滩上，四处静悄悄空无一人，看来这个甘榜的居民很好命，不用早起去捕鱼，可以睡到自然醒！

为了继续保持这份宁静，不想急着把「好命的人」从梦中吵醒，就连海浪也放缓了脚步，小心翼翼地徐徐往岸边移动，温柔轻撫着仍在沉睡中的沙滩。

早起的犀鸟（hornbill）飞来说声“早安”，顺道把隐藏在羽翼间的丝丝欢乐，尽情往空中挥洒。

据统计全世界的犀鸟共有大约54种，属於热带森林鸟类，主要分布在非洲及亚洲南部，其中泰国具有13个品种，而砂劳越则拥有8个种类。
体重2至3公斤，身长有3至4 尺的马来犀鸟（the rhinoceros hornbill），分布在婆罗洲、苏门答腊、爪哇、马来半岛、新加坡以及泰国南部。

犀鸟在生态中扮演某种重要的角色，如散布牠们所吃的果实中的种子，和控制某些寄生的物种。曾经，科学家利用犀鸟当作生态的指标，去了解森林的状态是否良好，森林资源是否能够出产足够的食物并能维持大树的生长。

犀鸟有双大眼睛和粗长的睫毛，又大又长的嘴就占了身长的三分之一，加上头顶突起的头盔（casque)，看起来真是很漂亮。犀鸟是非常珍贵的鸟类，牠们喜欢栖息在雨林的最高处，寿命可以活到35岁以上。

犀鸟深受砂劳越人的喜爱和崇拜，为当地人心目中的神鸟，地位非常尊贵，砂劳越（Sarawak）的州徽也是一只犀鸟形象，砂劳越的别称叫做“犀鸟之乡”。

由於许多热带雨林已被砍伐，栖息地和树巢严重缺乏的情况下，犀鸟的数量大为减少，加上还被人类狩猎盗猎，导致犀鸟面临灭绝的危机，「世界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已将其列为受保护的稀有物种。

下午5点多，海上活动开始了，热闹的沙滩，连海浪也被感染得激动起来，浪花随着弄潮的人不停的前后汹涌舞动。太阳的余辉依然灼痛了皮肤，两只猫咪赶忙找个阴凉的地方休息，一面讨论着目前番薯邦最受「欢迎」的物种是：鸡？河马？犀鸟？猫？

邦咯岛掠影 （1）

七早八早来到红土坎，随行的印度朋友直奔嘛嘛餐厅，在人生路不熟的情况之下，别无选择，俺唯有勉强的去选一样可以充饥的食物。印度朋友喝拉茶，吃印度包配咖哩汁，俺吃那个孟加拉伙计说不辣的 biryani rice，把配饭的咖哩汁也给了印度朋友，他们吃咖哩好像喝汤一样，嗖嗖三两下，然后把剩下的一小块印度包往碟子上一抹，就把干干净净的碟子推回俺面前。

终於等到众友齐集码头，准备乘坐渡轮前往邦咯岛（Pangkor Island）。中午时分，烈日当空，热得头昏眼花汗流浃背，坐在黄色渡轮的船舱里，就好像在蒸浴房里焗sauna。

在船舱里焗了大约有40分钟左右，邦咯岛已近在眼前。提起邦咯岛，自然就会想到中学时的一位来自邦咯岛的王同学。毕业后当上灵魂工程师的王同学，於某年的「冬至」，和家人在邦咯岛上一家餐厅用餐，当步落楼梯时，那道木楼梯突然崩塌，王同学整个人给摔了下去，就这么的一摔，把一位年轻人美好的人生给砸个粉碎，把王同学宝贵的生命也夺走了！
这残酷的消息确实令同学们震惊痛心万分，从此以后，在咱们的圈子里，邦咯岛和王同学的意外，成了永远绑在一起的话题。

印度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在邦咯岛的马来甘榜开了这家旅舍，印度老板说他崇尚大自然，建筑大部分都用天然的木板材料，大家也相当欣赏。只不过，后来发现，冲凉房里的木板因潮湿所致，到处爬着斑斑黑藓，连一朵朵的菇菌也冒出头来探望四周的环境，潮湿的木板还发出刺鼻兼刺激眼睛的强烈怪味。印度朋友说，为了老板本身的利益着想，一定要让他知道去改进才行。

在这个邦咯岛上的马来区，几乎每一寸的土地都建了旅舍，显得有点杂乱无章。海滩两旁布满了马来摊档，像一道长长的屏障，把沙滩和海阻隔在视线之外。俺只好沿着梯级爬下沙滩，下午2点多，海滩仍是一片寂静，匆匆拍了几张照片赶快逃回旅舍。印度朋友见俺汗如雨下，问说：“做么你好像刚从海里捞上来酱子的？”

奇怪的日本人

直至上个月，福岛核电站事故已迈入第5个年头，剧毒的辐射，从一开始就没有歇止过、由四个熔化的反应堆不断向四周释放，放射性污染物也没完没了的继续泄漏到太平洋去。可是，几乎所有的主流媒体，从不报告真实的情况，核灾的严重性缺乏被广泛认之。日本政府告诉它的国民，一切都很安全，他们大可以回去福岛的家园生活了。

回忆当年切尔诺贝利 (Chernobyl)核事故发生，核辐射尘埃笼罩了欧洲大陆，约两千公里外的德国，把估计有好几万亩受辐射污染的蔬菜销毁，湖泊鱼类也发现核辐射。曾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法国的葡萄、荷兰的马铃薯，所有欧洲的蔬果和食品，人们都不敢买来食用。

切尔诺贝利核子反应堆发生意外，苏联政府派出无数人力物力，化了好几个月的时间终於把反应堆的大火扑灭，同时控制了辐射的外泄。他们担心反应堆核心内的高温铀与水泥熔化而成的岩浆，会穿蚀厂房底板进入地下，苏联政府派出大批军人和工人，给炸毁的四号反应堆，修建了钢筋凝土的石棺，将其彻底封闭起来。

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事故后，苏联上将尼古拉。安托斯金（Nikolai Antoshkin）指挥一批苏联飞行员，从空中向反应堆投掷铅、沙石及泥土以控制辐射物扩散。灾难发生后的十天中，他的飞行员们共飞行了4千多次，将自己曝露于巨大的辐射中。当然，飞行员们是知道后果的，只是，他们也知道，反应堆需要被尽快覆盖。这一批执行任务的飞行员中，多位已经死於癌症。

至於日本东电公司，对福岛核反应堆发生事故则显得一筹莫展，拖泥带水，好像那不是啥严重大事。也不接受Nikolai Antoshkin的建议去封闭出事的反应堆，就任由那些反应堆一个接着一个爆炸。也漠视许多核能专家的警告，任由堆芯熔化（meltdown)的发生，这是核电站发生事故中最为严重的事态。然后，日本东电向媒体承认，它们低估了反应堆堆芯熔化。

你们说，日本人是不是很奇怪？？？

福岛那4个爆炸后裂开的反应堆，辐射粒子每分每秒四下飘散，还有的是，东电把核污水拼命往海里倒，还说那是没办法的事。而离开福岛仅仅200公里的东京，竟然好像啥事都没发生过，一片歌舞升平，日本还坚持於2020年在东京办奥运。


1945年，日本经历了第一次的核灾难，美国以广岛和长崎作为它们的新武器——原子弹的试验场所。一名经历了广岛轰炸而存活下来的Tomiko Matsumoto 说出她的经历和心中的感慨：

“ 广岛人虽然生活在同一个地方，也经历了同样的灾难，但是他们会互相歧视排斥。幸存的女子不能结婚，没有人会认同她们。当然，这些「被爆者」（Hibakusha）因为在原子弹爆炸中，受核辐射影响而出现身体健康状况异常，根本没有人会给他们工作的机会。
除了身上的疤痕被嫌弃，体力的不足，通常会患上白血病、癌症等。人们害怕受感染，都不敢接触这些人，最终让他们像一群怪物似的、在社会的边缘苟且偷生。

二战后，日本政府为「被爆者」提供特别的身份证，被爆者将身份证和保健医疗卡一起出示，便可以在医疗部门接受免费的诊疗、药物以及住院等服务。偏偏，日本人竟然会妒忌那些持免费医疗卡的「被爆者」，害怕遭受歧视的「被爆者」，都不敢出示他们的医疗卡，宁愿自己付钱。有的连医疗卡都不要申请，在这些人的心目中，支付医疗保健固然是一项重担，而被歧视，则是有如雪上加霜，是更加严重的悲剧。”

你们说，日本人是不是真的很奇怪？？？




Fairewinds Energy Education 的 Arnie Gundersen ，在日本探访了一个福岛灾民安置小区，那里住了66个家庭，那天有22名妇女愿意接受Gundersen 的访谈。其中一名妇女告诉Gundersen：

福岛灾难发生后，她的头发大量掉落、天天流鼻血、身体遍布荨麻疹斑点和疮疖，医生叫她别担心，那是压力所致而已，她应该相信医生的。Gundersen与同僚惟有向妇人解释，她身体的症状是由於高辐射量所致，她需要得到特别的治疗。可是妇人认为，医生会很关心她的身体状况，她实在不好意思、也不敢再向医生提出任何疑问，况且，这些情况在安置小区里的灾民中，几乎是很普遍的。

5年来，从未有任何官员到安置区探访这些灾民，和他们谈灾后的健康教育，谈辐射的问题，这些安置区的灾民，就有如被社会遗弃的一群异类。

更令人不解的是，如今大多数日本人，竟然把福岛县人视为是导致核灾难的罪魁祸首，对他们简直是充满了敌意。所以当某些福岛居民要到外地时，就得把车牌转换成另外一个地方的车牌，因为当外地人看到福岛县车牌的车，这些车就遭殃了，一定会被刮个大花脸，表示人家不欢迎福岛县人。
可是，当福岛县人驾着挂上外地车牌的车回到福岛时，这些车也会通通被刮大花脸，因为他们被当地人认为是「叛徒」。

你们说，日本人奇怪不奇怪？？？

 secause I was discriminated against by Hiroshima people. We lived ether in the samd Ha people knohapped but they ch

「填房」的终结战

一直以来，清明时节都是雨纷纷的嘛！可是今年的清明节，却是热得人人头昏脑胀晕陀陀。记得家里的老人家说过，也确实曾经看过好几个例子，不懂什么原因，在清明期间，那些大限将至的老弱残兵，多数会选择在清明的前几天匆匆离开这个世界。

上个星期，一名80多岁的老街坊，也是一名退休老师，突然呼吸困难，在送往医院途中离世。
退休老师原本在北马一个岛屿当小学教师，当年40多岁无忧无虑快活自由自在的单身贵族，突然只身南下，到一百多公里外的城市去嫁给一个60几岁的男人。所谓矿家的男人的妻子，50多岁因哮喘病去世，家人看他夜夜外出花天酒地，担心他等下娶一个不三不四的女人回家，於是多方打探寻找，要帮老男人娶回一个「填房」。

以前老一辈的人，妻子死后，把再娶回来的大龄姑娘，或是年青寡妇，均称作「填房」。外表看起来斯文大方的老师，被男人和他的亲戚们相中了。在老男人的儿女以及一群姨妈姑爹努力游说撮合之下，终於，身著旗袍、一身端庄打扮的老师被迎进了男人的家。后来，左邻右舍就把这家的新女主人叫做“填房老师”。

最初的两三年，填房老师和老男人以及家人的关系，可说是非常的融洽，当老师炫耀着左手戴着后辈送给她的翠绿玉镯子时，让一众邻里羡慕不已。每逢学校假期，老男人必会带着「填房」出国旅游，据说，那是他以前从未和死去的老婆做过的事情。

好景不常，由於早期夜夜笙歌的关系，才60多岁的老男人，健康开始走下坡，吃药的份量比饭量多了好几倍。填房老师白天要去教书，回家就得当护士。早上，老师把病人搁在轮椅上，推到庭院晒太阳，手里拿着一把尺，要病人举手抬脚做运动。偏偏病人又不听话，当惯了老师的「填房」气起来，把老公当小学生来训，禁不住一面骂，一面用尺敲他的手。从此，邻里每天都会听到老师中气十足的唠叨声，以及老男人上气不接下气的衰弱漫骂声。

最初，邻里看见老师单枪批马、嫁入老男人这户向来以势利和霸道著名的人家，确实有点为她担心。岂知老师并非省油的灯，所谓“一物治一物，糯米治木虱”，老男人的子女以及姨妈姑爹不单止欺负不了她，反过来是家族的财产竟然被她掌控了。一旦牵涉到利益和金钱，各人的伪装都不自觉的卸掉了，原本的真面目自然都显现出来了，家庭斗争也陆续上演了。邻里对这家人如此戏剧性的故事，不由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就好像追看那些婆妈又煽情的TVB电视剧集一样，时时追探剧情的新发展。

老师刚演完了今世的「填房」角色而离去，如今，那家人的子女最关心的事情就是：留下的房子和财产，究竟会给谁？

这些匙羹真好味

数年前去台湾旅游，到外面用餐，发现那里几乎有80%以上的店家，提供给客人的皆是“即用即弃餐具”。勿管台湾小吃被形容得有多么美味，当俺看着那些盛在尼龙发泡胶碗碟中的卤肉饭、蚵仔面线、牛肉面、关东煮等等，还有各式各样的奶饮茶饮，想到难免已经有少许塑料溶入了食物和饮料中，禁不住起了鸡皮疙瘩，面对各式各样美食，竟然有食不下咽的感觉。
除了当地人，台湾观光业发达，想到一天下来，光是“ 一次性使用免洗餐具” 所制造的垃圾，很可能要堆满几个足球场，而对我们的地球来说，实在是太太太不友善了！！！


Narayana Peesapathy 是一名地下水研究者，他也是Bakeys 食品公司的创办人，企业的宗旨，就是 “ 着重於环境和社会的改善”。
话说有一回，Peesapathy 买了一包印度蒸米浆糕 (idli )配搭印度酸辣酱（sambar) 当午餐，摸到附送的塑料匙羹油腻油腻的，那本来是即用即弃的匙羹，一定是被用过了又循环再落到自己手中。含致癌化学物的塑料餐具，既不卫生，更对环境造成灾难性的污染，Peesapathy 立定主意，要打造出一项健康的替代品。

在印度，大多数公共餐馆也都在使用含致癌化学物的塑料餐具，这些餐具还是“不可以生物降解塑胶材料”（non-biodegradable)。（据说，一个可以生物降解的塑料杯子，也得经过50年以上，方能化解在土壤中。）而每年，近乎有1千几百亿件塑料餐具被丢弃，为了要缓和这种恶劣的情况，Peesapathy 创立了Bakeys 食品公司，并用小米（millets）、大米（rice）和小麦（wheat）来制造出许多可以食用的餐具，如：匙羹、叉和筷子。

2011年，Bakeys 食品公司成立於印度中部一个名叫Hyderabad 的大城市里，先后已出售超过1百50万件可食用餐具。


比利时有一对年轻夫妇 Mr & Mrs Thibaut Gilquin，在一次宴会后，看着那些堆集如山待洗的碗盘，先生对太太说：“ 不如我们把这些碗碟吃掉吧！” 一句开玩笑的话，却让两人兴起了研发可食用餐具的念头。经过多次尝试后，他们把面粉、水和油组合，成功制造出材质坚固、可以盛装各种食物和酱料的可食用餐具，连同食物一并吃下，也容易消化，既能节省清洗碗盘的时间，也可以减少清洁剂造成环境污染的问题。这种餐具可经生物分解，也可放入烤箱使用。
Thibaut 夫妇成立了一家小公司研发相关产品，除了可食用的食物容器，他们还计划开发其他可食用的物品，发展新策略，希望进一步吸引顾客，并将产品推广到法国、西班牙和瑞士等国家。







现今社会，即弃产品比比皆是，塑胶餐具、木筷子、胶袋等等。据统计，快餐店如KFC 、麦当劳最糟糕，每个顾客吃一个快餐，就会用上9件至12件即弃用品。
目前，市面上的一次性快餐盒，大多是由石油中提炼的聚苯乙烯（Polystyrene)原料，加上发泡剂而成。而由polystyrene 制造的餐盒，在普通环境下，它的降解期长达200年左右。假如混在垃圾中焚烧，就会产生10多种有毒气体，直接造成大气污染。因为要使快餐盒成型，所以在生产过程中必须加入各类添加剂，如果把混在垃圾中的餐盒一起掩埋，时间一长，其中部分有毒添加剂便会逐渐释放出来，对土壤以及水源造成破坏。

聚苯乙烯是一种致癌的环境激素物质，这类餐具在高温下，会产生二恶英（Dioxin），也是“最凶狠” 的致癌物质。由此可见，一次性塑料餐具无论对环境、对人体健康都有极大的危害。
为了爱地球、爱自己、爱家人、即日开始，请尽量减少使用塑料袋，请拒绝使用即用即弃餐具吧！

卫生棉先生

1921年，美国的Kimberly-Clark，也就是Kotex的总公司，生产了世界上的第一片抛弃式卫生棉。至於另一间公司Johnson & Johnson ，也在1927年推出了另一个卫生棉品牌——Modess。到了1970年代，随着“自粘式背胶卫生棉” 的诞生，卫生棉的演进有了重大的突破。

1989至1990年开始，陆续出现了有所谓的“好自在蝶翼” 、柔顺超薄型、超软型、加厚型、日用式、夜用式--------林林种种，多到让消费者们眼花潦乱。


2015年3月底，番薯国乌洞政府告诉番薯民不用担心，在4月开始实施消费税后，卫生棉的价格将会下降。因为市面上的卫生巾原本涵盖了10%的销售税，而消费税只是征收6%而已。到了消费税落实后，卫生棉价格根本没有下降，反而是持续的涨价。

在拥有12.1亿人口的印度，卫生棉的使用者却仅有2%的女性，因为市场上出售的卫生巾价格，远远超出许多家庭的承受能力。女生步入青春期后，很少能买得起卫生棉，唯有以其他布料来作为替代品，同时也增加了感染和患病的几率。



当时年纪只有29岁的Arunachalam Muruganantham，看见新婚妻子躲躲藏藏的拿着一块肮脏的破布，才发现她竟然是一直在用那么不卫生的方法，来处里每个月的经期。老婆告诉他，如果家里有几个姐妹用卫生棉，那么她们就不够钱再去买牛奶了。

 Muruga觉得自己应该送给妻子一份礼物，於是他去买一盒卫生棉，那几片看起来成本仅值几分钱、用棉花制成的白色东西，在商店里竟然要以几美金出售？Muruga 想了想，决定要研发出价格合理的卫生棉，让老婆和家里的姐妹们，以及全国其他的妇女们，在「大姨妈」驾临的日子里，能够以乾净的卫生棉来处里。

Muruga做好了第一片卫生棉给妻子试用，效果是糟透了，老婆说她宁愿去用回那些旧破布。然后Muruga继续改良制造卫生棉，还带了一堆去给念医科的女同学们试用。可是，女同学们觉得害羞死了，要告诉一个男人他做的卫生巾好不好用，这么尴尬的东西，叫她们如何启齿呢？最后，连老婆和甚至Muruga的姐妹全部拒绝合作，没办法之下，Muruga只好自己去试用卫生棉了。
他把动物的血装在瓶子里绑在腰间，透过一条管子连到垫上卫生棉的内裤，走路或骑踏车时，稍为压一下，血就渗出来，搞到又腥又臭，狼狈不堪。尽管失败又失败，还被邻里视为“变态佬”，Muruga 依然坚持的做，也终於发现到，需要用一种由松木中萃取出来的特殊纤维质，才把卫生棉制造成功。但妻子对他不谅解，离他而去，Muruga 还收到了离婚通知书。
接下来，Muruga 又化了4年的时间，打造一台简单的机器，让任何乡区的妇女，都可以在家里制造卫生棉。


Muruga 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在有生之年，让印度的妇女都能够使用卫生棉，也希望帮助更多乡下妇女改善生活，让她们过得更有尊严。他发明了运用低成本生产卫生棉的机器，却不以营利为主要目的，而是以社会企业的方式进行，从而改变了许多印度女性面对月经的态度。

Muruga 说：他 把人分成3类：没有受教育的、受一点点教育的、受太多教育的。而Muruga 自己，就是一名仅受一点点教育的中辍生。他没有像一般人那样，发明了什么，就立刻去申请专利，也不要像一般人在赚了几十亿的财富后，才去做慈善（what sort of charity?）。只受过一点点教育的Muruga，绝不像那些跨国集团，一味追求沾满血腥的金钱，他只把机器卖给印度的妇女自助团体。7年里，他持续对抗跨国大规模企业，安装了600多台机器，也创造超过100万的乡村就业机会。Muruga 没有觉得特别骄傲，他认为自己只是一个看到问题，然后变成去解决问题的人。 至於离家5年的老婆，最后也回去和Muruga 团聚了。

转载：Fukushima – Deep Trouble （by ROBERT HUNZIKER)

The Fukushima Daiichi Nuclear Power Plant disaster may go down as one of history’s boundless tragedies and not just because of a nuclear meltdown, but rather the tragic loss of a nation’s soul.

Imagine the following scenario: 207 million cardboard book boxes, end-to-end, circumnavigating Earth, like railroad tracks, going all the way around the planet. That’s a lot of book boxes. Now, fill the boxes with radioactive waste. Forthwith, that’s the amount of radioactive waste stored unsheltered in one-tonne black bags throughout Fukushima Prefecture, amounting to 9,000,000 cubic metres

But wait, there’s more to come, another 13,000,000 cubic metres of radioactive soil is yet to be collected. (Source: Voice of America News, Problems Keep Piling Up in Fukushima, Feb. 17, 2016).

And, there’s still more, the cleanup operations only go 50-100 feet beyond roadways. Plus, a 100-mile mountain range along the coast and hillsides around Fukushima are contaminated but not cleansed at all. As a consequence, the decontaminated land will likely be re-contaminated by radioactive runoff from the hills and mountains.

Indubitably, how and where to store millions of cubic metres of one-tonne black bags filled with radioactive waste is no small problem. It is a super-colossal problem. What if bags deteriorate? What if a tsunami hits? The “what-ifs” are endless, endless, and beyond.

“The black bags of radioactive soil, now scattered at 115,000 locations in Fukushima, are eventually to be moved to yet-to-be built interim facilities, encompassing 16 square kilometers, in two towns close to the crippled nuclear power plant,” Ibid.

By itself, 115,000 locations each containing many, many, mucho one-tonne bags of radioactive waste is a logistical nightmare, just the trucking alone is forever a humongous task, decades to come.

According to Japanese government and industry sources, cleaning up everything and decommissioning the broken down reactors will take at least 40 years at a cost of $250 billion, assuming nothing goes wrong. But dismally, everything that can possibly go wrong for Tokyo Electric Power Company (“TEPCO”) over the past 5 years has gone wrong, not a good record.

And, Japan is hosting the 2020 Olympics?

Yet, Fukushima Daiichi Nuclear Power Plant remains totally out of control with no end in sight. As far as that goes, Olympic events alongside an out of control nuclear meltdown seem unfathomable.

As recently as October 30, 2015, The Japan Times reported: “Extremely high radiation levels and the inability to grasp the details about melted nuclear fuel make it impossible for the utility to chart the course of its planned decommissioning of the reactors at the plant.”

On the other hand, according to TEPCO, preparation is underway for removal of the melted nuclear fuel, scheduled to begin in 2021. “But it is difficult to know what is happening inside the reactors, and there are no established methods for doing so… It is not difficult to get a camera inside the reactor. The problem is the camera breaks down due to high levels of radiation,” according to Toru Ogawa, director of the Japan Atomic Energy Agency’s Collaborative Laboratories for Advanced Decommissioning Science (Kiyoshi Ando, senior staff writer, Long Road Ahead for Fukushima Cleanup, Nikkei Asian Review, Feb. 19, 2016).

Beyond the remote possibility they find the melted nuclear core aka: corium, engineers have not yet figured out how to cart the molten core away, assuming it can ever be located, and somehow handled. Meantime, if molten core burrows through the steel-reinforced concrete containment vessels into Earth, then what? It is likely a disaster for the ages! But, what about the Olympics?

If perchance melted nuclear core penetrates its steel-reinforced concrete containment vessel and burrows into the ground, it likely results in deadly isotopes uncontrollably spreading erratically, ubiquitously into surrounding underground soil and water. It is difficult to imagine Olympic events where melted nuclear core is still at large.

“Sporting events at the 2020 Tokyo Olympics are to be held in the Japanese region of Fukushima… Spectators and athletes in the Olympic village will be served with food from the region as part of an effort to restore the reputation of Fukushima, formerly one of Japan’s richest agricultural regions,” Fukushima to Host Olympic 2020 Events, The Times, Feb. 25, 2015.

The Tragedy of Countless Unreported Worker Deaths

Indeed,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Fukushima can ever be adequately, safely decontaminated is wide-open, which logically segues to question who does the dirty work, how workers are hired, and what’s their health status? According to mainstream news sources in Japan, workers are doing just fine, estimates range up to 45,000 workers all-in, no major problems.

As far as the world is concerned, the following headline sums up radiation-related issues for workers, First Fukushima Worker Diagnosed With Radiation-linked Cancer, The Telegraph, Oct. 20, 2015. All things considered, that’s not so bad. But, who’s counting?

Trustworthy sources outside of mainstream news claim otherwise, none more so than Mako Oshidori, a Japanese freelance journalist and a director of Free Press Corporation/Japan, and a former student of School of Life Sciences at Tottori University Faculty of Medicine, in a lecture entitled “The Hidden Truth about Fukushima” deliver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Effects of Nuclear Disasters on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Human Health” held in Germany in 2014 co-organized by International Physicians for Prevention of Nuclear War.

Free Press Corporation/Japan was formed after the 2011 Great Sendai Earthquake as a counterbalance to Japan’s mainstream government influenced media, described by Mako as journalists who do not report truth, journalists afraid of the truth!

“There is one thing that really surprised me here in Europe. It’s the fact that people here think Japan is a very democratic and free country.” (Mako Oshidori)

According to Mako, TEPCO and the government deliberately cover-up deaths of Fukushima workers, and not only do they cover-up deaths, but once she investigated stories of unreported deaths, government agents started following her: “When I would talk to someone, a surveillance agent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public police force would come very close, trying to eavesdrop on the conversation,” Exposed: Death of Fukushima Workers Covered-Up by TEPCO and Government, NSNBC International, March 21, 2014.

Mako Oshidori: “I would like to talk about my interview of a nurse who used to work at the Fukushima Daiichi Nuclear Power Plant (NPP) after the accident… He quit his job with TEPCO in 2013, and that’s when I interviewed him… As of now, there are multiple NPP workers that have died, but only the ones who died on the job are reported publicly. Some of them have died suddenly while off work, for instance, during the weekend or in their sleep, but none of their deaths are reported.”

“Not only that, they are not included in the worker death count. For example, there are some workers who quit the job after a lot of radiation exposure, such as 50, 60 to 70 mili Sieverts, and end up dying a month later, but none of these deaths are either reported, or included in the death toll. This is the reality of the NPP workers.”

The “reality of the NPP workers… dying a month later” does not correspond very well with Abe administration insistence that nuke plants reopen, even though the country has continued to function for five years without nuclear power, hmm.

In her speech, Mako talks about problems for journalists because of government interference: “An ex-agent who is knowledgeable about the work of the Public Security Intelligence Agency (“PSIA”) said that when you are visibly followed, that was meant to intimidate you. If there was one person visible, then there would be ten more. I think that is analogous to cockroaches. So, when you do a little serious investigation about the nuclear accident, you are under various pressure and it makes it more difficult to interview people.”

Still, she interviewed Fukushima mothers, e.g., “Next, I would like to talk about mothers in Fukushima. These mothers (and fathers) live in Iwaki City, Fukushima. They are active on school lunch issues. Currently, Fukushima produce isn’t selling well due to suspected contamination. So the prefectural policy is to encourage the use of Fukushima produce in school lunches, in an attempt to appeal to its safety… the mothers claim that currently in Japan only cesium is measured and they have no idea if there is any strontium-90. They oppose the use of Fukushima produce in school lunches for fear of finding out, ten-plus years down the road, that there was actually plutonium in the food that children ate.”

Mothers who oppose the prefecture’s luncheon policy are told to leave Fukushima Prefecture, move out if they worry about contamination, pull up stakes and move on.

Mako’s full interview is found here.

All of which begs the question of who does the dirty work? According to Michel Chossudovsky, director of Centre for Research on Globalization (Canada), Japan’s organized crime syndicate Yakusa is actively involved in recruitment. Personnel who qualify for radioactive cleanup work include underemployed, impoverished, indigent, unemployed, homeless, hard up, down-and-out, and poverty-stricken individuals, as well as non-destitute people willing to undertake under-paid, high-risk work. The nameless are shoe-ins.

As intimated by Mako Oshidori, governmental secrecy laws and intimidation techniques vastly overshadow the tragedy of the disaster, an oppressive black cloud that won’t go away. People are scared to say anything for fear of reprisal, jail, and blacklisting. Mako Oshidori’s name is prominently secretly blacklisted. A government mole told her.

Accordingly, it is instructive to look at Japan’s new state secrecy law Act on the Protection of Specially Designated Secrets (SDS) Act No. 108 of 2013 passed on the heels of the Fukushima meltdown, very similar to Japan’s harsh Public Peace and Order Controls of WWII. According to Act No. 108, the “act of leaking itself” is bad enough for prosecution, regardless of what, how, or why.

Thereupon, Susumu Murakoshi, president of the Japan Federation of Bar Associations says: “The law should be abolished because it jeopardizes democracy and the people’s right to know,” Abe’s Secrets Law Undermines Japan’s Democracy, The Japan Times, Dec. 13, 2014.

Public opinion is shaped by public knowledge of events, but the Abe government’s enactment of an extraordinarily broad dastardly secrecy law (almost anyone can be arrested) that threatens prison sentences up to 10 years undermines confidence in believability of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But categorically, Japan needs to nurture confidence.

唔使惊，我陪你一齐食早餐啦！

话说在美国乔治亚州的Elberton市，那里有所名为Granite Hills 的动物护理中心。一天，兽医Andy Mathis在刚好要下班前，接到一通电话，有人找到了一只倒在路旁，饿得奄奄一息的狗狗，Mathis 医生希望那人把狗狗带过来让他检验一下。

不久，一位女士带来了一头惊恐万分、全身不停在颤抖着的灰毛比特犬（Pit Bull）。十分孱弱兼贫血的狗狗，下身还垂挂着体内部分脱出的器官，由於狗狗的情况实在很糟糕，连Mathis 医生都担心牠能否熬得过去。

Mathis医生 特意在脸书上，和他那些爱护动物的网友们互相交换意见。在「救治」或「让狗狗安乐离去」的选择中，网友们一致支持他「不放弃」去医治狗狗，大家还给狗狗起了个名字，叫做 Graycie Clair。爱动物的网友认为，他们绝不忍心让一只没有名字的宠物，孤独的离开这个世界。

经过Mathis 医生的悉心治疗和照顾，狗狗像奇迹般的活过来了。随着日渐康复的Graycie，体重也增加了不少，也许是因为心灵所遭受的创伤实在太严重，Graycie 仍然是一点安全感都没有，连吃东西都是战战兢兢，一脸恐惧的模样。

为了要帮助狗狗重新培养信心，Mathis 医生想了一个方法，他索性把自己的早餐带进Graycie 的狗笼里，甚至用同样的狗碗盛着食物，一面吃，一面摸摸Graycie 的头，鼓励牠，让牠知道，牠可以放心的像Mathis 医生一样，开怀的去享受碗里的食物，因为，生命都是平等的。

忏悔品第六（4）

六祖惠能说：
“ 善知识！现在已经发过「四弘誓愿」了，再给各位传授「无相三归依戒」。
善知识！归依觉悟，就能‘两足尊’，也即是福慧具足圆满了。
归依正法，就能‘离欲尊’，远离尘欲之尊。归依净，就是众生敬重的之尊。
从今天开始，就要把觉悟当做老师，再也不去归依其他邪魔外道，要以自己本性中的佛、法、僧三宝来自证自悟。
奉劝各位善知识，要归依自己本性中的三宝。佛，就是觉悟；法，就是正道；僧就是净土。自己的心归依了觉悟，邪迷之见就不产生了。因为不再有邪迷之见，就减少了尘俗的欲望而能知足，能远离金钱美色的引诱，所以叫做‘两足尊’（福慧具足的至尊）。
自己的心归依了正道，每一个念头都不再有邪见，因不存邪见，就不没有人我、高傲、贪爱等执著，这就是‘离欲尊‘ （远离尘欲的至尊）。
自心归依净，所有的凡俗牵累和爱欲的境界，都不会再对自己的本性发生污染，所以叫做’众中尊’（众生敬重的自尊）。如果能这样修行，就是自然归依。
一般凡夫不能理解无相归依，所以从早到晚，都在形式上接受三归的戒律；若说归依佛，佛在那里呢？如果见不到佛，凭什么为所归依呢？所以说归依佛，反成为妄语了。

论议：
“忏悔”是菩萨教导众生，以清净心的智慧，化解自身的烦恼与不安，从而达到解脱自在的目的。佛陀开示，众生皆有佛性，皆能成佛，人们在犯错后，如能真心发露忏悔，完善自我，就能证得菩提，成佛菩萨。

同人唔同命

俄罗斯男中音(operatic baritone ) Dmitri Hvorostovsky ，於1962年出生在西伯利亚的 Krasnoyarsk。早年就读於当地的艺术学校，第一次在家乡的歌剧院登台，饰演的角色为《弄臣》（Rigoletto）中的 Marullo 伯爵。
1987年参加俄罗斯格林卡音乐大赛（the Russian Glinka Competition)获得冠军；1988年在Toulouse 歌唱大赛中也赢得冠军。1989年在英国BBC主办的Cardiff Singer of the World competition中，Hvorostovsky 又是颍脱而出，接下来在伦敦和纽约举办个人音乐会。历年来，Hvorostovsky 活跃在国际歌剧舞台上，获得世界的赞誉，为俄罗斯最杰出的歌唱家。

去年6月，Hvorostovsky （霍洛斯托夫斯基）在他的网站上公布了一项令人震惊的消息：他感到非常抱歉，得把接下来的所有演出取消了，原因是经过医生的诊断，他的脑子里长了一颗肿瘤。虽然声线的表现正常，但是肿瘤导致视力和语言出现严重问题，运动协调困难。在刻不容缓的情况之下，Hvorostovsky 立即接受治疗，并且乐观的希望，很快就能再次站在音乐厅的舞台上。同年9月，虽然还要继续接受化疗，坚强的霍洛斯托夫斯基，已经出现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舞台上了。




斯洛文尼亚（Slovenia） 歌剧男高音Ambroz Bajec- Lapajne 患上脑癌中死亡率最高和最常见的——胶质母细胞瘤（Glioblastoma multiforme)，简称GBM。由於超过90%的GBM 患者，都活不过3年，Ambroz 必须马上让医生在他的脑壳上动刀把肿瘤割除。神经外科医生Dr. Pierre Robe 建意做开颅手术（craniotomy)时，不给病人全身麻醉，反而要他保持清醒，以避免手术影响到他往后的演艺事业。

2014年6月13日，Ambroz躺在荷兰一所医院的手术室里，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Utrecht的医疗团队，要Ambroz在手术过程中唱歌，以让他们可以观察在手术操作影响下，病人的演唱能力会发生的可能变化。
从影片中看到，当医生们在Ambroz被锯开了头盖骨的脑部动手术时，Ambroz 随着音乐唱出舒伯特（Schubert) 的歌曲集《冬之旅》第一首“ 晚安”（Gute Nacht）的第一段和最后一段。分为大调和小调（major and minor key)的前后两段，Ambroz 唱来也没啥问题，可以很自然的转key。




手术进行到一部分时，不知道是否触及了那里的神经线，Ambroz的歌声突然变了调，慢了下来，好像唱机的电池就快要用完了，接着歌声停顿，Ambroz也闭上了双眼。坐在Ambroz 身旁的神经心理学医生则一直和他说话，抚摸着病人的手，不停的给他打气。医生们在Ambroz的脑部进行了一些调整，很快的，手术间又再响起了Ambroz的美妙歌声。
Ambroz 把手术过程拍摄下来上传到网上，受到大量关注。目前，幸运的Ambroz 已经完全康复，也能够再继续他的歌唱事业了。





在音乐学院教学的邻居A先生，当医生告诉他，他时常头痛、头晕、视力模糊、平衡失调等症状，是因为脑子里有颗东西压迫了神经。A先生经历了切除脑肿瘤的手术，接下来是化疗，眼看A先生的健康一直走下坡。最后是吞咽困难、肢体麻木，癫痫发作时，还得紧急往医院送。被脑癌折磨了一年多，才40岁左右的A先生，昏迷了一个多月，终於在去年12月病逝，留下妻子与3个年幼的孩子。

根据统计，近年来，脑癌发病率直线上升，全身各类肿瘤患者来说，有5%是属於脑肿瘤，至於儿童肿瘤患者竟然有70%是脑肿瘤，其他恶性肿瘤最终也会有20至30%转移到脑子里去。
对於发生脑瘤的原因是什么，到目前为止，医学界也尚未明瞭。虽然有许多因素可能与脑瘤有关，如遗传、外伤、免疫性、环境因素、某些物理或化学因素，甚至病毒感染等等，但就是无法确定。长了脑瘤的人，真是病得很无辜，死得很冤枉。

为冰岛的司法喝彩

冰岛（Iceland），位於北大西洋和北冰洋交界处，为北欧五国之一。冰岛有许多令人响往的美景，它的火山、温泉、壮美的冰川和瀑布、夜空中五颜六色变幻无穷的极光等。

除了旅游景点，其实，最令人佩服，让世上其他国家平民百姓最最羡慕的是：近日冰岛最高法院再下判决，把第26名牵涉经济危机罪行的银行家，以违反受托责任、操纵市场、贪污罪名送进了监狱。这26个经济罪犯的刑期加在一起，总共要坐牢74年。

冰岛曾被国际媒体视为最成功的国家之一，只有32万多人口的小国，GDP却排名全球第四位。每个冰岛人均可以享受免费教育和医疗，失业补助金和普通一般就业者的工资相差无几。冰岛风土人情淳朴，生态环境得到了较好的保护，在安居乐业的情况下，冰岛人成为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随着2008年9月15日美国雷曼兄弟控股公司（Lehman Brothers Holdings Inc.) 的倒闭，国际银行之间的同业拆借停止，间接把冰岛在先前，无节制膨胀的金融大泡沫给戳破了。2008年10月，冰岛三大银行Glitnir、Landsbanki、Kaupthing 相继破产，冰岛克朗（Icelandic krona)遭遇重创，当时的总理Geir Haarde 惊呼：“ 冰岛经济可能会与银行一起陷入漩涡，后果可能是国家的破产。”

在经济繁荣时，冰岛人无忧无虑举借了大部分以外币计值的巨债，克朗的贬值导致债务负担变得更加沉重。国民经济陷入危机后，通货膨胀率大幅度上升，失业增加，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非常不幸，如今蕃薯邦的蕃薯民正处身在这种痛苦的经历中。）
2008年10月以来，民众的示威游行此伏彼起，这是半个世纪以来，首次在冰岛出现的社会动荡。






从2006年中到2009年初，Geir Haarde 担任冰岛总理，国内三大银行在2008年因过度以债养债相继倒闭。2009年1月23日，Haarde 宣布把本来定在5月9日的议会选举提前；24日，首都 Reykjavik 再次发生大规模示威游行，游行者强烈要求政府立即下台。

幸运的是，冰岛属於多党制，拥有许多政党而无一单独过半，需要互相结盟以取得执政权，同时可以互相制衡。社会民主联盟（Samfylkingin）向Geir Haarde 施加压力，要他撤换中央银行行长。10月25日，商业部部长 Bjorgvin G. Sigurosson 辞职。迫於压力，Geir Haarde 无奈在26日宣布，由於联合执政的独立党(Independence Party) 以及社会民主联盟，在如何应对金融危机等重大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他所领导的内阁被迫集体辞职，冰岛成为了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上第一个政府跨台的国家。

其实，在2007年底，Glitnir、Landsbanki和 Kaupthing这三大银行的资产总额，为冰岛GDP （140亿欧元）的9倍；而那个曾经当了13年冰岛总理的独立党David Oddsson，因政治酬庸被任命为冰岛央行总裁。主修法律和戏剧的David Oddsson，毫无经济或金融专业理念，没有专业素养，遇到批评只会以政治语彙反击，或利用信心喊话来安定国际投资人，冰岛就让这些孬种政客给玩完了！人民对无人承担国家破产责任的愤怒情绪高涨，2009年，冰岛民众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把总理Geir Haarde 赶下台。




2010年，冰岛国会投票一致决定，对Geir Haarde 提出疏忽的指控。2012年3月5日，冰岛前总理Geir Haarde 出庭受审，他被指控由於疏忽，未能有效监控该国银行系统，导致金融体系崩溃，令冰岛这个小国被迫向IMF举债100亿美元。Geir Haarde “有幸”成为了冰岛历史上、也是全球第一名因执政不力，而遭起诉的政府首脑。




冰岛大学法律系教授 ，也是冰岛/意大利法学家以及欧洲人权法院法官的Robert Ragnar Spano 认为，「冰岛法律体系需要进行改革」，因为冰岛法律一向保护政坛人物，免於因执政不当而被刑事诉讼。




当有人问：冰岛是如何成功的从全球金融灾难中恢复过来的？总统Olafur Ragnar Grimsson给了往后成为金句的回答：

“ We were wise enough not to follow the traditional prevailing orthodoxies of the Western financial world of the last 30 years. We introduced currency controls, we let the banks fail, we provided support for the poor, and we didn't introduce austerity measures like you are seeing in Europe.  ”

唉！真不知何年何月何日，蕃薯民才能醒悟过来，把那些无法无天、超级贪污腐败、祸国殃民、下三滥的乌洞政客丢进监狱里去呢？

涅涅茨人和驯鹿

在北极圈的更北部，有一大片苔原冻土( tundra)，从西伯利亚北部延伸到喀拉海（Kara Sea），东至鄂毕湾（the Gulf of Ob)，西边直达拜达拉茨湾（the Baydaratskaya Bay)，这片世上仅存的最大荒原之一，就叫做亚马尔半岛（the Yamal Peninsula)，Yamal，在涅涅茨人的语言里，意即“世界的尽头”。




涅涅茨人（Nenets) 是俄罗斯原住民族群之一，也是北极冻土带驯鹿牧民，人口大约有4万多，主要居住在俄罗斯西北部西伯利亚的亚马尔半岛。自古以来，Nenets 都以养鹿、捕鱼和狩猎为生，一年有260天是生活在冰天雪地中。土生土长的Nenets，通常会在每年的11月，分别赶着成千上万的驯鹿，穿越冰冻的Ob River，来在Nadym River 周围的南部森林里扎营。到了夏天，涅涅茨人和驯鹿，一路穿过沼泽区和灌木丛往北迁徙，如此来回的驯鹿极地大迁徙场面，已经上演了有好几百年的历史。




Nenets 是唯一自远古以来就居住在Ob River中上游的民族，能够在严苛的气候下生活，当然他们得感谢那些体形如马一般大的鹿。对於在冻原上生活的涅涅茨人来说，驯鹿除了是他们的交通工具，也是食物和药物，装饰品和保护者。据说他们的婴儿一出生，即刻会被裹上一块鹿皮，去世后，尸体也是以鹿皮包着。




 因为长期游牧，在缺乏新鲜蔬菜的情况下，涅涅茨人会在宰杀鹿时，生吃鹿肉，喝新鲜的鹿血以补充所需维生素。在西伯利亚严寒的天气下，Nenets 的衣服鞋子都是由他们赖以为生的驯鹿的毛皮所制成。涅涅茨人无论男女老幼，穿的是鹿皮大衣，带着毛帽，裤子鞋子里面，均缝满了浓密的鹿毛。




根据著名巴西文献摄影师-Sebastiao Salgado 的叙述，涅涅茨人会每隔5天杀一头鹿，当即喝下温暖的鹿血，扒下鹿皮，把鹿肉作为接下来5天的食物。肉质自然纯净的鹿肉，为涅涅茨人所最爱，他们认为生肉和鲜血，配以食盐，简直就是美味的极品。除了驯鹿肉，Nenets也会从半岛上众多的湖里捕得鳟鱼， 然后割下鱼身上的一片片肉，吃起「沙西米」(sashimi)来了。


驯鹿是一种非常聪明的动物，牠们能够找到埋在70厘米雪层下的植物，在猎人迷路时还能够帮忙找到正确的方向。一般来说，驯鹿每天前进15公里，但是如果在极度贫瘠的区域，驯鹿感知到雪层下没有草，为了要赶快找到有食物的地方，牠们就会加速前进达50公里。Nenets 每年进行游牧之旅的长度，为世界之最，具体的长度，就得以驯鹿最佳食物补给点的位置来推算。


由於Nenets 成年人需要带着驯鹿群四处迁徙，因此他们的孩子都得在寄宿学校度过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当这些儿童完成了学业，能熟练使用涅涅茨语和俄语，他们就必须作出选择，重返他们的游牧传统，或是融入俄罗斯的主流社会。目前还有三分之一的涅涅茨人，选择保留传统的游牧习俗。


仅靠迁徙驯鹿而生存的涅涅茨人，虽然也度过了将近千年之久，随着亚马尔古老的永久冻土地带开始融化，Nenets在西伯利亚北部最偏远地区的生存，受到了气候变化的严重威胁。冬天的大迁徙已从11月推延到12月下旬，要等到冰层厚到可以在上面行走，才能开始大迁徙。雪比以前融化得更早更快，没有足够的牧场，饥饿的驯鹿会很累，在春天就更难拉动雪橇了。过去，冬天的气温会降到零下50摄氏度，如今只有零下30摄氏度而已。

除了气温变化对驯鹿的不利，全球化让Nenets 的文化和生存环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威胁，因为整个Yamal Peninsula 的冻土下、涅涅茨人和驯鹿常年的迁徙路线之下，就埋藏着全球最大的天然气资源。能源开发计划，必然对当地的自然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驯鹿群的栖居也难遭幸免。俄罗斯政府正积极推动亚马尔地区的基础建设，牧民担心这些设备会对土地、牧草造成污染和改变，驯鹿的行动和健康一旦受到影响，每年两次的南北迁徙，很可能被改变，甚至被终止，壮观的驯鹿极地大迁徙场面，不久的未来，很可能变成绝响了。